那不是食指，也不是拇指。那是中指，一个跨越了语言与文化障碍的、全世界都明白的手势。在罗刹国，这个手势同样意味着侮辱，意味着轻蔑，意味着你什么都不是。
费奥多尔感到一股热血冲上头顶，那是愤怒的洪流，暂时冲垮了恐惧的堤坝。他再次按响喇叭，这一次持续了三秒钟，是一种原始的、野兽般的咆哮。然而，回应他的只有越野车排气管喷出的一股黑烟，以及第二次刹车。
这一次，越野车在变道的同时急刹，车身横亘在费奥多尔的车道中央，像一具巨大的路障。费奥多尔向右急打方向盘，轿车冲上了路肩，碎石像子弹一样击打着底盘。他的文件箱从后座翻落，图纸散落一地，像一群受惊的白鸽。当他重新控制住车辆，回到路面时，越野车已经再次远去，尾灯在风雪中闪烁，像是在发出某种密码信号。
费奥多尔开始数数。不是数里程碑，而是数刹车。第三次，在一个弯道处，越野车突然停下，费奥多尔不得不驶入对向车道，与一辆满载木材的卡车擦肩而过，卡车司机的咒骂声在风中破碎。第四次，在一个下坡路段，越野车的刹车灯亮起，费奥多尔感觉自己的轿车像一匹被勒住缰绳的野马，前蹄高高扬起。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每一次刹车都像是一次心跳骤停，每一次死里逃生都让费奥多尔的神经更加紧绷，像一根被不断拧紧的琴弦，随时可能断裂。
第八次刹车发生在彼得堡大桥上。这座横跨伏尔加河支流的老桥，建于沙皇时代，桥面的石板已经被岁月打磨得光滑如镜。越野车在桥中央突然停下，这一次，它没有给费奥多尔任何反应的时间。德国轿车的车头撞上了越野车的尾部，发出一声沉闷的巨响，像是某种巨兽的临终哀鸣。
安全气囊弹出的瞬间，费奥多尔闻到了火药与化学物质的混合气味。他的眼镜飞了出去，世界变成一片模糊的灰白色。他感到额头上有温热的液体在流淌，不知道是血还是汗。当他终于能够聚焦视线时，他看到越野车的车门打开了，那个年轻人走了下来。
鸭舌帽下是一张苍白而年轻的脸，不会超过二十五岁。他的眼睛是淡蓝色的，像结冰的湖面，没有任何情感的涟漪。他穿着一套剪裁精良的西装，在罗刹国的冬天里显得格格不入，仿佛他是从另一个季节、另一个世界穿越而来的访客。
年轻人走到费奥多尔的车窗前，弯下腰，用手指敲了敲玻璃。他的动作优雅而从容，像是在敲击一件艺术品的展柜。费奥多尔摇下车窗，冷风夹杂着雪花灌入车内。
你撞了我的车。年轻人说，他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德国车，英国车，你知道修起来要花多少吗？
费奥多尔想说些什么，关于八次刹车，关于追逐，关于那个侮辱性的手势。但他的喉咙干涩，发不出声音。他看着年轻人的眼睛，那里面没有任何愤怒，没有任何激动，只有一种令人心寒的平静，像是深不见底的古井。
我会报警。费奥多尔终于挤出这句话，声音嘶哑得不像自己。
年轻人笑了，那是一种真心的、愉悦的笑容，仿佛费奥多尔说了什么极其有趣的笑话。报警？他重复道，当然，当然。这是你的权利，公民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普里什金，工程师，住在下诺夫哥罗德的列宁大街二十三号，妻子柳德米拉·彼得罗夫娜，在第三医院担任护士，儿子米哈伊尔，在喀山大学读法律系二年级。
他顿了顿，从口袋里掏出一块丝绸手帕，擦了擦手上并不存在的灰尘。我知道这些，普里什金公民，就像我知道你的图纸今天不会通过评审，就像我知道你的奖金不会兑现，就像我知道——他凑近了一些，呼出的气息带着薄荷与某种更隐秘的气息，——就像我知道，没有人会相信你关于八次刹车的故事。
他直起身，将手帕塞回口袋，转身向自己的越野车走去。在拉开车门之前，他回头看了费奥多尔一眼，那眼神中带着一丝怜悯，像是在看一只落入陷阱的狐狸。在罗刹国，他说，追逐是一种艺术，而艺术家从不为他的作品道歉。
然后，他驾车离去，墨绿色的车身很快消失在风雪之中，只留下费奥多尔一个人坐在撞毁的轿车里，听着伏尔加河在桥下流淌的声音，像是某种古老而冷漠的嘲笑。
在下午三点十七分。费奥多尔看了一眼腕表，那是他结婚十五周年时妻子送的礼物，表盘上有一道裂痕，像是一道闪电，将时间分割成碎片。
他拨打了紧急电话。在罗刹国，这个号码连接着一个庞大的、迷宫般的官僚体系，一个由表格、印章和推诿构成的平行宇宙。接线员的声音听起来很年轻，带着浓重的梁赞口音，她询问了地点、伤亡情况、车辆类型，然后告诉他，巡逻车将在适当的时候到达。
适当的时候是一个罗刹国特有的时间概念，它可以是十分钟，也可以是十个小时，取决于许多不可知的变量：天气、交通、值班人员的情绪、以及更重要的——当事人的身份。费奥多尔坐在车里，看着雪花落在破碎的挡风玻璃上，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