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越是在情绪不安的时候就越是希望能够得到他人的安抚，在此之前每当神宗因为变法和战事而开始内心打鼓的时候，王安石总是第一个站出来给他做心理疏导。值此举国伐谋之际，神宗也希望能够从自己的大臣这里得到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然而，孙固依然在劝他要谨慎行事并直言“举兵易，解祸难”，但神宗搬出了辽国，他说宋朝如果不出兵可能就会让辽国捡个大便宜，难道宋朝要坐视辽国做大吗？一旦辽国攻占西夏，那么宋朝就将同时在西、北两个方向面临辽国的空前军事压力。
孙固就此在这个问题上是无言以对，他转而问神宗准备让何人出任此次大军西征的统帅，神宗给出的答案是李宪。诚然，李宪虽然是一个宦官，但他称得上是一个优秀的军事将领，可此人的短板也是非常明显。李宪不但难于容人且私欲过重，而且在西军的一众高级将领中也缺乏足够的威信，别说是种谔这种驻守边关几十年的宿将和高遵裕这种超级皇亲国戚（神宗皇帝的亲舅公），李宪就连泾源路的那位战功赫赫的主帅刘昌柞都未必能镇得住。再者说，你李宪手里仅仅只是区区三万兵马，你何德何能可以节制带兵十万的种谔以及拥甲九万的高遵裕？
听到神宗念出李宪的名字，在场的两府大臣顿时都沉默不语。自打太宗朝后期开始，宋朝就很少在军事行动中任用武将出任主帅，这些领兵出征的人不是大臣就是宦官，雷有终、曹利用、王继恩、范雍、夏竦、范仲淹、韩琦、文彦博这些人相继粉墨登场，结果怎么样我们也都清楚。一言蔽之就是用来看门或者是对付自己人还凑合，但若是拿去抵御外侮却往往是丢人现眼甚至让举国同悲。然而，大宋的文官集团却不认为自己丢人现眼了，反而觉得于国有功，更是为国家以此根除了武将作乱的隐患而志得意满。
我们不要以为这些人此时的沉默是在为武将叫屈或争权，在这些饱读圣贤书的文官大佬眼里，武将们永远都是不懂礼仪且大字不识的莽夫，他们的沉默只是因为神宗选出来的大军主帅不是他们当中的某个人或是某个身处大藩的前两府大臣。孙固接下来所说的话就是明证，他对神宗说道：“这次出兵是图谋覆灭西夏，可陛下你竟然让一个太监做统帅，难道在士大夫群体里就真的是无人可用了吗？”
听了这话，神宗脸色骤变，可他也没有当众发火。因为这一次的君前冒犯，孙固上表请辞但被神宗拒绝，于是他再次提出应该给大军配备一个合适的主帅，要不然今后五路大军同聚城下但又互不相属定然会生出事乱，可神宗的回答却是他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来出任主帅。事实上，孙固可以说是一点也没有看出神宗皇帝的小心思，神宗哪里是找不到主帅的人选，而是他自己想来做这个主帅。说到这里，我们就不禁要再次提到那个让人瑟瑟发抖的词——将从中御！
作为开国之祖，太祖皇帝赵匡胤首开将从中御的先河，其次是赵光义将其发扬光大并打出了史诗级别的弥天大败，随后真宗和仁宗在这方面也是不遑多让。只不过他们当国的时候每临战事更多的是由枢密院拿出方案并制定作战计划，但本质却并未改变，依然是外行领导内行，依然是超远距离遥控指挥情况瞬息万变的战局。
关于将从中御，我们在讲述太宗朝的时候已经对其进行了体无完肤式的批判，这里也就不再赘述。我们能说的就是神宗真的无愧于赵光义后世子孙的血脉，这种迷之自信乃至是自负可谓是一脉相传，而神宗也将在不久之后向世人证明外行领导内行并成就千古伟业这种神级操作不是随便拉个人出来就能做到的，即便你是有着凌云之志的神宗皇帝也不行。
那么，宋朝此时真的就没有人有资格出任大军的主帅吗？相信此时我们都会想到发生在熙宁年间的熙河开边和南征交趾这两场战争，这是两场从过程到结果都可堪称完胜的大胜仗，而王韶和郭逵也由此让自己名垂后世。不幸的是，这两人在这个时候都绝无领兵出征的可能。
作为与苏轼兄弟和曾巩等人同年进士及第的书生，王韶严格来说也是一名文官，但历史对他的定位是“北宋名将”，而非“北宋名臣”，而这也非常符合他的人生境遇。在武将里他是个有着进士功名的文官，在文官里他是统兵为国拓地千里的武将，这叫什么？说好听点叫文武双全，说难听点这其实也叫格格不入。在熙河开边前后，王韶不但和当地的经略使大人不和，也和身为正宗武将的郭逵不和，而在回朝担任枢密副使期间，他不但在西府枢密院受人排挤和嘲讽，而且也总是同东府的宰相和参知政事意见相左，南征交趾之时，他的反战言论更是把神宗皇帝整得精神恍惚。作为一个不为官场所容也不愿在官场流俗面前低头的实干家，王韶这一生可以说就是专为熙河开边而生，而当他完成这份功业之后他的历史使命也就基本上宣告结束。
正是在这一年的六月，当宋朝正在陕西各路加紧集结兵马转运粮草之时，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