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范百禄的这一番好言相告，司马光扭头一瞅，然后甩给范百禄一个白眼，从始至终他是一个字也没听进去。接下来向司马光进言的是一个后生晚辈、此时担任军器卫尉丞的毕仲游，这个人虽然只是一个八品小官，但他送来的书函却是让司马光也不得不仔细阅览，因为此人的身份非同一般——他是真宗朝的宰相毕士安的曾孙。
毕仲游以他这个年纪少有的卓越见识和敏锐目光向司马光进言道：“王安石当年之所以能够说动先帝进行变法就是因为他准确地抓住了国用不足这个要点，所以先帝才会同意变法，而且变法也确实让国家的财富极速增加。新法已经施行十余年，如今可谓是受益者颇众，现在如果骤然废除新法定会让这些人利益受损且百姓也会多感不便，这些人如果哪一天又成功地说服了当今圣上，那么新法即使现在被废但有朝一日必会死灰复燃。”
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毕仲游给司马光的建议就是由政府出面统一管理这十余年的变法所积攒下来的足够宋朝支用二十年的海量钱粮，然后利用小皇帝成长的这些年再广聚钱粮。等到哲宗长大并亲政以后，即便某些人再又鼓动哲宗恢复新法也无济于事，因为哲宗这个时候就不会遭遇他父亲当年所面临的那种国家穷得没钱将先帝风光大葬的窘境，哲宗到时候会发现自己手里头根本就不缺钱粮，如此一来以“为国聚财”为由头的新法就永无再复的可能。
毕仲游再又陈述道：“当年王安石主政时，因为他文学超然且私德隆重以致没人能从他的身上找出什么毛病，所以追随他的人一时云涌而至，新法也因此得以顺利施行。如今我们要变更法度，可现在的官僚队伍十有七八都是王安石主政时被提拔起来的，虽然朝廷起用了几个老臣以及任用了一批正直之臣出任言官，但这些人在官员队伍中所占的比重远远不够瞧。”
最后，毕仲游用一个极其形象的比喻来形容眼下的这场废法运动。他说现在并不具备将新法全部废除的条件和时机，如果强行废除必会在今后招致严重的后果，更何况目前青苗法和免役法都还生命力强劲，断然强行废法迟早会会落得个适得其反的效果。这就好比一个久病之人突然吃了一剂猛药而面色骤然好转，但由于病根尚在，所以他的父子兄弟都不敢对他的病情感到乐观。
这封信函司马光和苏轼都看过，两人对此的反应也是如出一辙，史称“皆耸然”。可是，苏轼看完之后更是坚定了要阻止司马光强行废除新法的举动，但司马光仅仅只是“耸然”而已，耸然过后他想要废除新法的意志和决心依然坚硬如铁。不幸的是，后来的历史全被毕仲游给说中了，可那时候的司马光同志早去了天堂逍遥自在。他自己倒是爽了，可这个国家却在为他的行为无限制地买单。
在拜读了毕仲游的高论后，苏轼找到此时正在为废除免役法而殚精竭虑的司马光，他对司马光说道：“免役法并非一无是处，而你想要恢复的差役法其弊端也是非常明显。前者对下等户存在盘剥倾向，而后者则导致百姓经常忙于差役而荒废农商，不良官吏也借此从中渔利，两者的弊端其实并无优劣之分。”
司马光反问：“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办才好？”
苏轼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委婉地提醒司马光如果以差役法取代免役法就好比用募兵制取代府兵制，这其中利害难言。总之，苏轼认为你司马光这样做不妥，你应该取二者之长而非完全否定免役法的可取可称之处。对此，司马光完全不以为然，这次的交谈双方最终是不欢而散。
没能说动司马光让苏轼很是不甘，几天后他又因为此事而到政事堂这个办公场所去找司马光理论，二人为此再又激烈地争论了起来。司马光更是在争论的过程中勃然色变，他直接喝令苏轼住嘴。苏轼是何等人？他岂会畏惧于司马光的权势？
针对司马光的蛮横和霸道，苏轼拱手言道：“想当年韩琦大人为相时曾力主在陕西招募义勇，你那时是谏官，你为此而激烈反对，韩相当时也像你现在这样勃然大怒，可你毫不畏惧依然坚持陈述己见。怎么？如今你当了宰相竟然也不许我言尽其说了？”
当着众人的面被苏轼如此挤兑让司马光顿时万分难堪，片刻的沉寂之后，司马光突然又变成了谦谦君子。他的嘴角努力地挤出一丝僵硬的笑容，然后对苏轼笑道：“承蒙赐教，不胜惭愧！”
苏轼胜利了？想得美！司马光的认输仅仅只是针对苏轼指责他专横霸道，要让他对免役法另眼相看根本就不可能。就此，苏轼在私下里给司马光取了个外号——司马牛！这不是在夸奖司马光，而是说他犟得像头牛！
在苏轼之后，司马光的至交范纯仁也找到司马光劝他不要用差役法取代免役法。
范纯仁说道：“免役法只需去其太甚者即可，即使要恢复差役法也应该缓步而行并晓喻万民，要不然老百姓要为此而致祸。再说了，宰相的职责是育民求贤以治国，变更法度倒是次要之事。你应该虚心听从各方的意见，而不是由着自己的心性喜好来做事，你要知道你的每一个决策都将影响万千生民的安危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