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融，让刘英进厂办的家属工厂做临时工。活儿是辛苦些，磨电机转子，整天满手油污，可那毕竟是城市户口，不用背井离乡，不用去那不知深浅的乡下讨生活。他欠这个女儿的太多了，从她出生的那一刻就欠下了。他想还，哪怕还一点点也好。

    可继母不愿意。继母想得很远。她知道丈夫在老科长那里的人情簿上还有几分薄面，可这人情是有限的，用一分薄一分，用完了就再也没有了。如果现在把这人情用在刘英身上，让她进家属工厂做临时工，那等几年后她自己的两个儿子长大了，想进电厂时，这张脸还到哪里去刷？这人情还到哪里去借？

    她不能开口说“我不让”。她只是沉默，只是叹气，只是在刘英父亲面前反复念叨“家里开销太大”、“两个儿子以后怎么办”、“老科长年纪大了明年可能退”。她不说反对，她只是让刘英父亲自己从那些沉默和叹息里，读出她不说的那句话。

    刘英父亲读懂了。他没有争。他争了十二年。从刘英母亲去世时他坚持要把女儿带在身边，到继母进门后他试图在两张床之间维持某种平衡，再到女儿初中毕业那年他偷偷去老科长家送了两瓶酒一条烟，又被继母追回来。十二年，他争了无数次，每一次都输。输给继母的眼泪，输给自己日渐稀薄的勇气，输给那句“你难道要让这个家散了才甘心”。

    他累了。今天早晨，他请了半天假。

    他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对着门后那面巴掌大的镜子，把风纪扣扣得严严整整。镜子里的人头发已经花白，眼袋浮肿，眉宇间那点年轻时的英气早就被岁月磨平了。他看了很久，然后转身，拎起女儿那个鼓鼓囊囊的旅行袋。

    他想，这是他能给女儿的最后一点温暖了。把她送到地方，看看那里是穷是苦，看看她要住的房子漏不漏雨，看看她以后每天要走的路是泥巴还是石子。然后他回来，继续上班，继续沉默，继续在那个他已经渐渐陌生的家里，做那个越来越边缘的人。

    樟木大队比他想的好。不，不只是好，是好到他有些不敢相信。

    刘正茂家的房子是两层的水泥楼房，红砖勾着白缝，青瓦压得整整齐齐，玻璃窗户亮得能照见人影。院子里铺着平整的水泥地坪，几盆他叫不上名字的花草摆在廊下，叶子绿油油的，在六月的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谷娭毑站在那栋楼前，仰着头看了半天，喃喃地说：“这是农村？这比城里好多人家都阔气多了。”

    刘英父亲没有接话。他只是默默地、反复地打量着这栋房子，和房子里进进出出的人。

    他在酒桌上不动声色地套话。先是刘子光，这后生喝了两杯酒话匣子就打开了，把樟木大队社员的年底分红、口粮标准、厂区工分制度倒豆子似的全倒了出来，说得眉飞色舞；他又试探袁洪刚，这个老知青话少，但每句都落在实处，说起刘正茂更是赞不绝口，说他“脑壳灵泛”、“办事稳当”、“从不亏待自己人”；序伢子更直接，指着门廊下那几盆花说：

    “这都是刘知青从城里带回来的品种，我们这里以前哪见过这个？”

    刘英父亲听了一下午，听了一桌的话。

    他听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