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没有正式工作，自从丈夫过世后，家里就断了稳定的收入。孤儿寡母，生计艰难。开始时，家里还有些老底子，祖上留下的些许首饰、稍微值点钱的物件，还能典当换些钱粮度日。几年后，能卖的东西也差不多卖完了。她也曾想出去找点零工做，可街道上每每看到她填的表格上那刺眼的“成分”，便只是摇头，或者干脆不理不睬，基本是让她们母女自生自灭的状态。
只有陈顺，实在看不过眼，时常会接济一下。可陈顺自家日子也过得紧紧巴巴，能给与的帮助实在有限，无非是几个馒头，一点咸菜，或者一点零钱，杯水车薪。
到宁思浔上高二那年，家里实在过不下去了，连最基本的伙食和学费都成了问题。女儿便偷偷辍了学，跟着陈顺去“做生活”——其实就是去街边蹲守，为那些想在黑市买货却又找不到门路的人“拉纤”，如果牵线成功，便能得到一两块钱的报酬。那是在刀尖上讨生活，提心吊胆。
也就是那个时候，遇到了第一次来沪市、想从黑市买些沪产皮鞋和高档烟酒回江南省打点关系的刘正茂。阴差阳错，宁思浔接上了刘正茂这笔“生意”，而且做成了。一来二去，加上两人年龄相仿，交谈中，刘正茂得知宁思浔只差一个学期就高中毕业，却因家境窘迫被迫辍学，又得知宁家和自己家一样成分不好，或许是同病相怜，或许是一丝同情，也或许是少女眼中那倔强而又脆弱的神情触动了他，刘正茂当时便以“预付货款”为名，硬塞给了宁思浔五十块钱。那笔钱，在当时无异于雪中送炭。
后来，机灵的陈顺嗅到了刘正茂身上可能的“货源”气息，便鼓动宁思浔主动去江南省找刘正茂“拉关系”。于是有了宁思浔那趟江南之行，也促成了后来的合作——刘正茂利用与沪市一些厂家的业务关系，以“厂家铺货”或特殊渠道的名义，搞到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等紧俏货，以接近出厂价的价格发给宁思浔，再由陈顺在沪市黑市进行销售。这生意，让两边都迅速宽裕起来。
当然，宁思浔母亲并不知道这其中的具体内幕和风险。她只知道女儿似乎找到了一个稳定的“临时工作”，每天按时出门“上班”，家里的伙食明显改善，偶尔还能添件新衣，女儿的脸上也多了笑容。但刘正茂这个人，她是知道的。女儿第一次单独出远门，就是去江南省“玩”，回来时带了大包小包的东西，说是刘同志招待的。自那以后，每逢年节，江南那边总会托人捎来些礼物，有时是糕点，有时是干货，有时甚至是难得一见的糖果、布料。她不傻，心里清楚，这些礼物背后意味着什么。女儿怕是在和这个外地小伙子“谈朋友”了。
“刘同志，你是寻思浔吧？伊上班去了，还朆下班。”宁母低声解释道，语气里带着惯常的小心翼翼。
“伯母，我是专程来看您的。”刘正茂这点人情世故还是懂的，微笑着说道，语气诚恳。
“阿拉一个老太婆，快入土的人了，有啥看头。”宁母低声说着，走到桌边，看了看那些包装精致的点心盒子，又看了看那对酒和香烟，心里百味杂陈。家里种的白菜，终究是要被人拱了。对于这个可能带走女儿的外地年轻人，她心情复杂，有对未来的不确定，有对外地人天然的隔膜，也有一丝女儿可能终身有靠的欣慰，但此刻，那点因自家“门户”而产生的、微妙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不痛快，还是隐隐浮了上来。
“我看您的身子骨是越来越硬朗了，快别说不吉利的话。”刘正茂笑着接话，语气轻松自然，试图缓和有些凝滞的气氛。
宁母没再接这个话茬，转身去拿热水瓶和茶杯。“侬先坐，我帮侬泡杯茶。”客人提着礼物上门，基本的待客礼数她还是懂的，不能失了分寸。
她泡了一杯绿茶，茶叶是最普通的那种，颜色有些陈，但热气蒸腾起来，带着淡淡的茶香。她将茶杯轻轻放在刘正茂面前的桌上，带着歉意说：“阿拉屋里厢没人吃香烟，所以也朆备。”
“伯母，我平时也不抽烟的，只在谈业务、应酬时陪客人抽一支，您不用客气，您也坐吧。”刘正茂忙说。
宁母这才在桌子另一边的矮凳上慢慢坐下。屋里只剩下两个人，气氛有些安静得过分。宁母和天下许许多多第一次正式面对女儿“对象”的母亲一样，开始了看似随意、实则步步为营的“盘底”。
她问刘正茂家里有几口人，父母是否健在，做什么工作，身体可好。问刘正茂的姐姐在什么单位上班，具体做什么工作，待遇如何。问刘正茂本人在大队里具体担任什么职务，工作忙不忙。语气始终是怯生生的，带着沪市老妇人特有的软糯口音，但问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