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军的敌意，早已积蓄多年，只缺一个契机和一点信心。

    那么，就给他们这个契机和信心。

    通过门德斯这样的中间人，继续向日本方面提供一些“适当”的援助——比如一批性能尚可的火绳枪，一些战术建议，甚至是一些关于明朝水师“疲于奔命、无力他顾”的、经过精心筛选和夸大的情报。

    鼓动他们，联合起来，向石见的明军发动进攻。

    让日本人和明国人自己先打起来。

    他们之间有着更直接的土地和利益冲突，战斗意志可能比公司舰队更强烈。

    无论胜负，都能极大消耗石见明军的实力和储备。

    如果日本人赢了，赶走了明军，公司可以随后以“调停者”或“合作者”的身份介入，分享银矿利益，代价极小。

    如果日本人败了，或者战事陷入僵持，那也没关系。

    石见的战火，必然牵动明朝的神经。

    明朝朝廷会如何看待石见告急？他们会如何调配本已捉襟见肘的海上力量？

    这，才是关键。

    范德尔的眼睛亮了起来，那是一种棋手看到绝妙步数时的光芒。

    他将手中的舰队主力，分成两支具有高度机动性的分舰队。

    第一支，由部分老练的船长指挥，继续活跃在广东至福建的沿海岛链之间。

    他们的任务不是寻求决战，而是保持高压袭扰态势，做出随时可能再次攻击月港、厦门甚至更北方向重要目标的姿态，牢牢吸引住俞大猷水师主力的注意力，让其不敢轻易远离。

    第二支，也是更精锐的一支，由他亲自坐镇，携带大部分新抵达的增援战舰，秘密北上，隐藏于琉球群岛以东的广阔洋面，或者某个偏僻的、易于获得补给的岛屿锚地。

    这支舰队的存在必须高度保密。

    接下来，就是等待，耐心的等待。

    等待石见方向传来枪炮声——那是日本人动手的信号。

    等待明朝朝廷和前线指挥官做出抉择。

    如果明朝置石见于不顾，继续将主力集中于防御东南沿海。

    那么，隐藏在琉球方向的范德尔主力舰队，将有两种选择：要么，趁明朝水师被南方分舰队牵制、石见又爆发战事之际，突然北上，直扑上海、长江口或苏杭沿海，给予其经济核心区以沉重打击。

    要么，如果时机特别有利，甚至可以配合日本方面的攻势，亲自出手，以绝对优势兵力，一举解决石见问题，摘取最大果实。

    如果明朝决定派兵救援石见。

    这更符合范德尔的预想。

    俞大猷或其他明朝水师将领，必然率领精锐舰队北上驰援。

    他们的航线大概率会经过琉球附近海域，或者从台湾海峡北上。

    届时，范德尔隐藏在暗处的主力舰队，将以逸待劳。

    他可以选择在半途进行拦截伏击，重创甚至歼灭这支劳师远征的明朝援军。

    一旦成功，不仅石见危局难解，明朝整个东南海防的脊梁也将被打断。

    就算明朝援军成功突破拦截抵达石见，他们也将面对以逸待劳的荷兰舰队和补给困难的局面。

    而范德尔则可以视情况，或配合日军围攻，或转身南下，去攻击因为精锐北上而变得空虚的福建、浙江沿海，迫使明朝援军回救，疲于奔命。

    无论明朝如何选择，主动权都牢牢掌握在范德尔手中。

    他的舰队始终处于机动状态，可以自由选择攻击目标、攻击时机。

    而明朝，则被漫长的海岸线、重要的海外利益和可能的经济核心区这三重压力死死拖住，顾此失彼。

    作为指挥官，范德尔的最高目标并非占领多少土地，而是 “保持舰队的完整与机动，并圆满完成任务”。

    这个“任务”，董事会的书面命令可能是“打开贸易局面，获取有利条件”。

    但范德尔内心将其解读为：以最小的代价，给明朝造成最大的痛苦和压力，迫使其最终屈服，签订一份满足公司所有核心利益的条约。

    相比之下，直接强攻石见，风险太高，变数太大，一旦受挫就可能满盘皆输。

    而现在这个计划，将风险转移给了日本人，自己则稳坐钓鱼台，伺机而动。

    成功了，利益巨大；即便石见方面进展不顺，公司舰队也毫无损失，依然可以继续在沿海施压，或者寻找其他弱点。

    这才是……真正的斗牛艺术。

    他仿佛已经看到了明朝那庞大的战争机器，在他的精心设计下，如何笨拙而愤怒地四处转动，却始终找不到发力点，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鲜血一滴滴流失。

    他回到桌前，拿起鹅毛笔，开始蘸墨。

    是时候将这份详尽而阴险的计划，形成具体的作战指令，下达给各分舰队的指挥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