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恪坐在宽大的紫檀木书案后，面前摊开的，并非紧急军情或钱粮报表，而是一份奏疏草稿。
戏班的锣鼓已经敲响，思想的种子正在播撒。
但陈恪深知，仅靠情绪的煽动与道德的指控，如同无根之萍，无本之木。
愤怒需要出口，绝望需要希望，而变革，需要实实在在的抓手。
他缓缓拿起那份奏疏草稿，又仔细看了一遍标题：《为广开海路、裕国用、固海疆，恳请于东南试行官督商办新式工场事》。
隆庆四年冬日的第一次大朝会，气氛与往常并无二致。
官员们按品级鱼贯而入，在熟悉的位置站定，低声交换着无关痛痒的寒暄，或是用眼神传递着只有同僚才懂的讯息。
龙椅上的隆庆皇帝朱载坖，穿着厚重的朝服，神情略显倦怠，显然对这套周而复始的仪式早已习以为常。
直到鸿胪寺官员出列，用那千篇一律的平稳腔调，开始宣读一份来自东南杭州的六百里加急奏疏。
起初，并未引起太多注意。
靖海侯陈恪的奏报，最近以来实在不算新鲜。
练兵、海防、市舶、偶尔弹劾个把不法的官吏……皇帝信重，勋贵支持，只要不再次触及“清丈”那般敏感的话题，朝臣们也乐得在程式化的“陛下圣明”、“侯爷辛劳”声中走个过场。
然而，当奏疏的内容逐渐展开，一些原本有些走神的官员，耳朵渐渐竖了起来。
“……臣窃惟，国用出于天庾，而天庾仰给东南。自开海禁以来，市舶之利，岁有增益，于新军饷械、地方缓急，诚有裨益。然红毛新挫，海波未靖，泰西诸夷，舟船日坚，炮械日利，其心叵测。我朝欲固海疆于永世，非仅恃水师之强、炮台之固，更需有取之不竭之国力为后盾。而国力之基，在于百工兴旺，物产丰饶。”
陈恪先定下了基调：强军需强工，强工为固海。
理由正大光明，无可指摘。
“查东南五省，襟江带海，物阜民丰，更有能工巧匠遍布闾阎。然民间工坊，多规模狭小，技艺私藏，资金短绌，难抗风浪，更无力兴大制造。以往官营作坊，如织造、瓷窑等，则往往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耗费公帑而实效不彰，更易为胥吏中饱，成痼疾难除。”
这是事实，许多官员暗自点头。
官营的弊病，谁都清楚。
“臣反复思之，辗转难寐。苦思一法，或可兼取官、民之长，而避其短。伏请陛下圣裁，允于臣所督浙江、南直隶、福建、广东、江西五省境内，择沿海沿江紧要通衢之地，试行‘官督商办’之新制。”
“官督商办”四字一出，殿中响起一阵轻微的骚动。一些官员交换着疑惑的眼神。
鸿胪寺官员继续宣读，声音在空旷的大殿中回荡：
“具体章程容臣细禀：一，由总督府勘定地点，明示所欲兴办工场之种类，如大型织造厂、精密铁器厂、船舶修造厂、乃至火药器械之分厂等，皆关乎国计民生与海防大局。
二，准予民间有力之商贾，集资认办。官府不出资，但出地皮、给凭照、定章程、并派员监理稽查，以防奸猾，保其依法经营。
三，经营之权，尽付商人。
用人、采料、生产、售卖，皆由承办商人自主，官府不加干预，只按章程抽分税利，并确保其物合规格，不资敌，不害民。
四，权责与时限。承办之商，须缴纳额定之‘承办保证金’于官，以确保其诚。
工场建成投产后，前二十年，所获利润，除依法纳税外，尽归出资之商。
二十年后，工场所在地皮、房舍及主要固定机巧，依估价由官府备价赎回。
此实为以未来之利，促今日之兴，犹如以国放债，然其利在实业，其本在民间。”
“朝廷所费者，不过一纸许可，数员监理；所得者，二十年后可获完整之实业根基，与持续之税源。
民间所费者，当下之巨资；所得者，二十载稳定之厚利。
而于国家，则可不耗国帑，速成百工，充盈物产，降低官用采买之费，更可吸纳游民，安定地方，实乃一举数得。”
奏疏的最后，陈恪的笔调愈加恳切：“……臣非不知，以官督商，古来有之，然多弊窦。臣所以敢冒昧陈请者，盖因东南新军初成，海贸方拓，百事待举，而总督府财用，左支右绌。
市舶之利，泰半已充军饷，留存以备缓急者，实无余财可兴如此巨工。
若行摊派，恐伤民力；若再请帑，徒增国忧。
此法若行，则官府不出一钱，而可坐收强工富民之实效。
此非臣之臆想，实乃以上海旧事为鉴。
当年上海草创，官营商铺、船引招商之法，已见其效。
今扩而大之，专于工造，其理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