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总督东南五省军政事务的位子上，手握“便宜行事、如朕亲临”的无上权柄，陈恪比任何人都清楚，真正的权力艺术，并非事必躬亲的劳碌，而是“定方向、立规矩、用对人、看结果”。
江宁工业特区与东南路网，这两项庞然巨物的兴建，便是对他这套治理哲学最彻底的检验。
他画下了蓝图：功能分区的城市、连接三省的干道、甚至尝试铺设的轨道。
他定下了规矩：“官督商办”的筹资模式、“以工代赈、不派不捐”的用工原则、“市价补偿、严法护路”的征地章程与新建的“路工管带所”所构成的基层监督与权益保障网络。
他更布下了棋子：胡宗宪坐镇杭州协调全局、稳定军心；徐渭总揽市舶与对外商贸谈判，确保银流；李春芳攻坚技术，将蒸汽机从图纸推向实用；常乐则以她庞大而高效的商业网络，悄然构建着未来的粮食供应与部分高端原料采购体系。
至于具体到某段路基该挖多深、某个厂房的梁柱用何种木料、招募的流民队伍今日粥饭咸淡、与地方某个小乡绅的坟地补偿谈判……这些琐碎至极的事务，陈恪已无需，也不能再去过问。
他的目光，落在了更高处：看方向是否偏离，看规矩是否被扭曲，看棋子是否在其位、谋其政，更重要的是——看结果。
结果，是检验能力的唯一标准，也是在他陈恪这里，决定一个人前程的最硬通货。
于是，在总督府强大意志和新军无形威慑所奠定的大框架下，东南官场与新兴的“实业”圈子，开始上演一幕幕鲜活而真实的“能力竞技”。
有能力，有资源，且把事情办得漂亮的，自然脱颖而出，进入陈恪的视野，并获得丰厚的回报。
上海知府沈墨林便是典型。他不仅是陈恪旧部，更深谙“紧跟”之道。
在江宁特区与连通上海道路的建设中，他调动府内一切资源，效率之高、配合之默契，远超其他府县。
他不仅完成了“任务”，更主动提出利用上海港的物流优势，为特区建设初期统筹调度了一批急需的南洋木材和精铁，解了燃眉之急。
在陈恪眼中，这便是“有能力、有资源、且善于把事做好”的典范。
不久，一道总督府调令便抵达上海：沈墨林擢升为南直隶布政使司参议，仍兼管上海府事，但重点协调整个南直隶与特区相关的工商、交通事宜，权柄与前景，豁然开朗。
也有有能力，但暂时缺乏资源，却凭借一股闯劲和巧思，将事情办出彩的。
镇江府丹徒县一位姓王的县丞，分管特区局部征地与流民安置点建设。
他手中无权无钱，面对的却是最棘手的沿江几家小士绅的联合抵制。
他没有硬顶，也没有一味向上叫苦，而是带着两名书吏，花了半个月时间，将特区规划、未来就业机会、乃至对子弟入工场或商铺经营的优先政策，掰开揉碎，讲给这几家乡绅听。
他甚至设法请来了已初步在特区拿到第一笔工钱的原籍流民“现身说法”。
最终，不仅以相对合理的价格谈下了地，这几家乡绅中，竟有两家转而主动拿出部分浮财，试图通过王县丞的门路，打听“官督商办”是否还有参股机会。
王县丞将此事连同详细的处理过程写成条陈，并未越级，只是按程序上报。
但这“善用沟通、化解阻力、甚至转化对手”的案例，却通过正常渠道，最终摆上了陈恪的案头。
陈恪批了几个字：“机变可用，记档。”不久，王县丞便被调入党项征，进入“路工管带所”担任副职，负责更复杂路段的协调，前程已然不同。
自然，也有“有能力，没资源，结果没做好”的。问题的关键，往往不在于“没资源”，而在于面对困境时的“态度”。
太平府负责某段山路开凿的同知，便是一例。该地段岩石坚硬，工程进展缓慢，民夫亦有怨言。
这位同知在给总督府的报告中，大篇幅强调客观困难，请求加拨银两、增派石匠，甚至暗示最好能改道，通篇皆是“非不为也，实不能也”的推诿之气，却鲜见其自身如何组织现有力量攻坚克难的尝试。
陈恪看过，只对徐渭淡淡说了一句：“遇难则思退，见责则推诿。此人可用之于守成，不可托之以开拓。其考语，下等。”
这位同知的前途，在此刻已然黯淡。
更有那等自作聪明，试图以旧官场“投其所好”的方式来逢迎陈恪的。
他们打听陈恪喜好，却发现这位侯爷不贪财、不恋色、不尚虚文。于是转而揣摩“上意”，在汇报工程进度时，一味夸大成绩，掩饰问题，甚至提前“预支”未来成果，试图营造一派“形势大好”的景象。
然而，他们低估了陈恪的信息渠道。
胡宗宪的旧部网络，乃至新军中基层军官的见闻，都能将真实情况点滴汇聚。
当一份虚报进度的喜报，与另一份揭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