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恪处置起来毫不手软，罢官、追赃、乃至以“欺瞒上官、贻误工事”的罪名移送按察司，以儆效尤。
此举让所有人明白，在靖海侯这里，“投其所好”的唯一方式，就是“把实事办好”，任何浮夸与欺瞒，都是取祸之道。
正是在这种“务实者用务实之人，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劣者汰”的清晰导向下，尽管江宁工业特区的建设与三省干道的铺设工程浩大缓慢，状况百出——今日这段路遇暴雨冲垮路基，明日那个工坊的蒸汽机原型机又漏了气，后日某地乡老又因风水问题带着族人阻工。
但整个庞大的机器，依然在陈恪设定的轨道上，磕磕绊绊却又坚定不移地向前推进。
强权扫清了最顽固的障碍，明晰的规则提供了运行的框架，而正确的用人导向与赏罚机制，则为其注入了持续的内生动力。
至于那每日如流水般花出去的银粮，在旁人看来是心惊肉跳的天文数字，在陈恪的棋盘上，却是一盘早已算清的大账。
市舶总署在徐渭的主持下，已成为真正的“金山”。
南洋商路彻底贯通，西洋诸夷争相与大明贸易，海关税收、官贸抽成、船引费、保税仓租……各项进项每月都在刷新纪录。
这笔财富，优先注入“东南新军编练专款”确保军队忠诚与战力后，仍有巨大盈余，足以支撑特区与路网的初期投入。
即便如此，仍有缺口。
陈恪的解决办法，极具前瞻性也略带风险——便是预售未来。
他以“江宁工业特区”的成功模式与预期收益为抵押，开始预售浙江、福建、广东、江西等省“未来工业特区”的“官督商办”份额与特许经营权。
那些见证了江宁特区土地升值、看到机器生产潜力、且对陈恪能力抱有狂热信心的海商、东南豪强、乃至部分急于寻找出路的士绅，再次蜂拥而至，踊跃认购。
巨额资金提前到位，被投入当前建设。
这听起来颇有寅吃卯粮的嫌疑，但关键在于，陈恪手中的抵押物并非虚无。
他坚信，只要江宁工业特区第一批重点工场，如“江南制造总局”、“镇江纺织总厂”等顺利投产，其生产出的优质铁器、军械部件、廉价棉布等产品，无论供应新军、投放市场还是出口海外，都将迅速产生巨额利润，开始向总督府财政回血。
这笔回血资金，便可用于偿还前期“预售”的部分债务，并支撑下一个省份工业特区的启动。
如此循环往复，如同滚雪球。
在他的计划里，以南直隶为模板和发动机，三年之内，初步建成一个以东南五省为核心，由沿海工业特区、内陆资源产地、改良水陆交通网络和强大远洋贸易共同构成具备初步内部循环能力的新经济体系雏形。
届时，不仅建设投入能逐步收回，一个崭新且更强大的财赋根基，也将屹立于帝国东南。
与杭州澄心园内目标明确的推进相比，数千里外的北京紫禁城，气氛则截然不同。
自从隆庆皇帝顶住压力，批准了陈恪“调新军参与路工建设”的奏请，朝廷就如同被点燃的柴堆，争议与质疑的火焰再也没有熄灭过。
文华殿的朝会，时常沦为争吵的战场。
都察院的御史、六科的给事中，以及不少自诩清流的部院官员，揪住“以军为民役，败坏纲纪”、“陈恪擅权，渐成藩镇”、“劳民伤财，虚耗国本”等话题，反复抨击，奏疏如雪片般飞向通政司。
隆庆皇帝朱载坖坐在冰冷的龙椅上，最初还能强打精神，驳斥几句，或让内阁去“详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面对那些引经据典、涕泪横流、仿佛大明明日就要亡于陈恪之手的劝谏，他感到了深深的疲惫与烦躁。
那些声音钻进他的耳朵，在他脑海里嗡嗡作响：
“陛下！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岂有驱使虎贲之士，执耒耜于道路之理？此非练兵，实乃辱军！长此以往，将士只知有总督而不知有朝廷，只知修路而不知征战，武备废弛，社稷危矣！”
“陈恪在东南，聚敛财富，结连勋贵，私练精兵，今又擅调大军兴土木，其心叵测！汉之周亚夫细柳营，唐之安禄山范阳镇，前车之鉴，血迹未干啊陛下！”
“东南岁入，尽归陈氏私库。所谓‘官督商办’，实为与民争利，盘剥商贾。如今又搞什么‘以债养债’，皆是饮鸩止渴之术！一旦工场无利，商路有变，则债台高筑，东南糜烂，悔之晚矣！陛下不可不察！”
这些言论，有些是出于真正的担忧，有些是恪守儒家教条，有些则是利益受损者的反扑，或是政敌的攻讦。
但无论如何，它们汇聚成一股巨大的声浪，日夜冲击着隆庆的神经。
他开始理解，为何自己的父皇嘉靖皇帝，晚年执意躲在西苑精舍，透过奏疏和太监来掌控这个帝国。
那样至少，直面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