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督府的告示激起了万千反应。
那些“供给宿食”、“按月发给膏火津贴”、“学成包荐工”的字眼，对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升斗小民而言，不啻于黑暗中的一束强光，清晰指明了另一条可能的活路。
报名点前的人流，并未因初期的观望而减少，反而随着口耳相传，日渐增多。
前来报名的，多是十五六岁到二十出头的少年郎。
有衣衫褴褛的农家子弟，有手掌粗糙的码头苦力或短工子弟，深知父辈卖力气之苦，渴望能学一门不那么依赖纯粹体力的手艺，也有屡试不第的童生，在科举路上撞得头破血流后，终于放下那点可怜的清高，务实起来，想着识文断字或许在“学院”里也算个长处。
他们挤在州府衙门工房外临时搭起的凉棚下，忐忑不安地递上保结文书，接受简单的问询和目测。
吏员们按章程办事，只要身家清白、无残疾恶疾，便登记在册，发给一个写着编号的竹牌，告知集中出发前往“江宁工业技术学院”的日期与地点。
整个过程，高效而略带冷漠，与科场那种庄严肃穆、承载家族荣光的氛围截然不同。
但这反而让许多底层出身的人少了几分畏惧，多了几分“这似乎真是条实在出路”的感觉。
与此同时，陈恪在澄心园的书房里，对着初步汇总的报名名册和各地反馈，心思却已飞越了眼前这数千乃至可能上万名懵懂少年的命运，投向了更宏大的图景。
工匠的初级培训体系，算是迈出了第一步。
种子已经播下，土壤是贫瘠还是肥沃，种子是良莠不齐，都需要时间来验证。
急不来，也强求不得。
一年之后，首批学员毕业，若能迅速在工业特区、各官督商办工场、路工监理等岗位上展现出价值，获得实实在在优于传统学徒的待遇和前景，那么，根本无需官府强力推广，口碑自会如同滚雪球般扩散。
届时，需求会倒逼供给。
尝到甜头的工场主和急需技术人材的总督府各衙门，乃至看到“学技术”好处的普通家庭，都会成为推动更多“技校”出现的无形之手。
或许最初只是在南直隶、浙江、福建等沿海工商业发达地区仿效设立，但随着工业化的触角向内陆延伸，这类以培养初级、中级实业人才为目标的机构，自然会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出现。
它们不必都叫“学院”，或许只是某大工场附设的“艺徒学堂”，或是地方商会集资兴办的“工艺传习所”，形式可以多样，但核心是打破门第、宗族、行会对技艺的垄断，为更广大的百姓子弟提供一条“学艺—就业—改善生活”的可见路径。
这本身就是对社会流动性的巨大补充，是给无数被困在土地或底层劳役中的人，多了一个向上的阶梯。
等到这条路被证明可行，甚至成为许多家庭改变命运的首选时，再行深化、细化，便是水到渠成。
可以将入学年龄适当降低，吸收更年轻的苗子进行更长时间的系统培养。
可以在各个“科”的课程中，逐步增加“识字”、“算术”、“简易格致道理”等通识内容，悄然提升未来工匠的知识层次和综合素养。
可以设立更严格的考核与分级标准，与薪酬、晋升直接挂钩，激励学员向上。
这一切，都需要耐心，需要一步步来，急不得。
就像后世那所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其最初，也不过是个应时势而生的“演武堂”罢了。
重要的不是起始的名号与规模，而是它是否抓住了时代的需求，是否能为一个崭新时代的诞生，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的血液。
陈恪的思绪，顺着这“人才—实业”的轴线继续延伸，一幅在他心中勾勒了无数遍的蓝图，愈发清晰生动地展现在脑海。
隆庆六年春，当料峭寒意被江南的杏花春雨逐渐驱散时，陈恪蓝图中的许多关键节点，已开始从纸面变为现实，并初步显露出其强大的生命力。
南直隶境内，三条主干道的修筑工程已过半。
尽管遭遇了去冬的严寒和今春的连绵阴雨，但在“路工管带所”的协调与新军部分的参与下，工程并未停滞太久。
原本泥泞难行、车马阻滞的官道，被一段段地取直、拓宽、垫高、夯实。
虽然距离陈恪理想中的“硬化路面”尚有差距，但道路的通行条件已大为改善。
载重马车可以更快速地往返于工业特区与各原料产地、销售市场之间，商旅往来明显增多，沿途甚至开始自发形成新的歇脚茶棚与小市集。
交通的效率提升，如同给区域经济注入了第一剂强心针。
而长江南岸那片曾经的荒滩，“江宁工业特区”已不再是图纸上的线条和夯土中的地基。
核心区域，一片崭新的、带着这个时代特有粗糙质感却又秩序井然的建筑群拔地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