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与北京之间的博弈，在经历了许弘纲被罢免的短暂震撼后，并未如一些人预想的那样立刻升级为雷霆风暴，反而陷入了一种更微妙的僵持。
张居正对许弘纲事件的处置，出乎意料地采取了低调与拖延。
吏部和都察院派往南直隶的查案官员行动迟缓，报告措辞模棱两可，最终以“许弘纲确于新政推行不力，有负职守，然其情可悯”为由，并未追究陈恪“擅权”之过，只是默认了罢免事实，将许弘纲调回北京，另行安置了一个闲职。
这道处置，轻描淡写，近乎默认。
在东南官场乃至天下有心人看来，这无疑是张居正的一次退让，一次对陈恪在东南人事上绝对主导权的无奈承认。
靖海侯的威严，经此一事，非但未被削弱，反而因中枢的隐忍而显得愈发深不可测。
那些被张居正陆续安插到东南的官员，行事更加谨慎，许多人开始主动向总督府靠拢，至少表面上的配合不再打折扣。
然而，这表面的平静之下，是另一场更加酷烈的清算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高拱案并未因陈恪的求情而稍有缓和，反而在张居正的意志推动下，向更深处蔓延。
都察院与刑部的案卷越积越厚，牵连的名单越来越长。
许多与高拱有过公务往来、门生故旧关系的官员，被一一排查、弹劾、去职。
北京城里，与其相关的官员人人自危，气氛肃杀。
最终，连已被驱逐回乡的高拱本人也未能幸免。
一纸诏令，将其重新锁拿进京，投入诏狱。
罪名在原有专权跋扈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结党营私等新的指摘。
三法司的会审定谳看似只是程序，但所有人都明白，高拱的命运在张居正决心发动的那一刻已然注定。
如今将其下狱，不过是走完最后的流程，只待一个合适的时机，便可宣布最终的判决。
张居正对此事的处理，与对许弘纲案的含糊形成了鲜明对比，展现了其表面整顿朝纲实则肃清异己的绝对决心。
他要借高拱的彻底倒下，树立新朝不可挑战的权威，将所有可能威胁其施政的潜在力量连根拔起。
这是一场针对中枢旧有格局的彻底手术，血腥，但在他看来必要。
就在高拱被重新投入诏狱的消息传至东南的同时，坐镇杭州的陈恪收到了他第一封为高拱求情奏疏的批复。
批复来自内阁，以皇帝口吻，但字里行间是张居正一贯的冷峻文风。
批复驳斥了陈恪的请求，强调高拱“罪证确凿，国法难容”，指出“朝廷赏罚，自有公论，非外臣可妄加置喙”，最后告诫陈恪“宜恪守封疆，专务本职，勿以远闻遥度之事，上烦圣听”。
这封批复在意料之中。
陈恪将其置于案头，没有愤怒，只有更深的冷意。
他提起笔，开始书写第二封奏疏。
这一次，言辞不再如第一封那般以情理恳求为主，而是多了几分质询与直谏的色彩。
他不再过多强调高拱的功过细节，而是将问题提升到“朝廷待功臣之道”与“言路开塞”的层面。
奏疏中指出，高拱纵有过失，然其执政数年，于边防、财政、吏治整顿上“不无劳绩”，若因政争失利即深文周纳，置之死地，恐非“圣朝宽仁之政”，更恐让天下士大夫“睹之而心寒”，日后谁还敢为国家任事、直言进谏？他再次请求皇帝与朝廷“格外施恩”，对高拱“存其体面，贷其残生”。
这封奏疏依旧以加急发出，但陈恪知道，它改变不了任何事实，它的作用依然在于表态，在于将一种反对的声音，持续不断地送进紫禁城，送到天下人的视听之中。
北京的反应是沉默，以及高拱案审理步伐的进一步加快。
显然，张居正决心已定，不容任何干扰。
但陈恪没有停止。
在第一封奏疏批复到达后不到半月，第三封奏疏再次从杭州发出。
这一次，笔锋更加锐利，甚至带上了明显的抗议意味。
奏疏中，陈恪直言不讳地指出，当前朝中因高拱一案，“罗织渐广，牵连日众”，许多官员只因平日与高拱有公务往来或学问交流，即被指为“同党”，去官夺职，致使“各部院衙门，颇多空缺，政务几近停滞”。
他质疑这种扩大化的清算是否有利于朝局稳定，是否合于“赏罚公正”之本意。
他尖锐地发问：若以此标准，当年共事先帝、同为顾命的诸臣，又有几人能全然避嫌？难道要将先帝留下的老臣逐一清洗，方显新朝气象？
奏疏末尾，他虽依旧保持臣子格式，但“臣恐此风一长，非国家之福，徒令亲者痛而仇者快，亦使四方忠勤之士，心戚戚焉”一句，已近乎直接的警告。
“心戚戚焉”。这四个字，这已不是单纯的求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