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三封奏疏，一封比一封强硬，一封比一封直指核心。
陈恪用这种近乎固执的方式，向全天下宣示了他的政治态度：他坚决反对以如此酷烈的方式对待一位有过大功于国的老臣，反对这种可能造成朝堂空转和人心离散的整肃方式。
他站在了张居正新政权威的对立面，而且毫不掩饰。
这种态度，在许多人看来，是跋扈的。
一个远在东南的封疆大吏，手握五省军政大权，掌控着朝廷近半的财源，如今又对中枢处置大臣之事连续上疏指摘，言辞日益激烈，这已然超越了寻常臣子的本分。
在恪守“君君臣臣”纲常、强调“居中御外”的士大夫们眼中，陈恪的所为，与历史上那些尾大不掉的藩镇强臣，有什么区别？
于是，在北京的朝堂上，暗流开始涌动。
一些原本就对陈恪权势过重心存忌惮的官员，一些认为外臣不应如此置喙中枢事务的理学名臣，甚至一些原本支持张居正改革但也对其专权略有微词的人，此刻都将不满的目光投向了东南。
陈恪的奏疏，成了他们宣泄这种不满的出口。
私下的议论逐渐增多。
有人认为，陈恪如此行事，是恃功而骄，是倚仗东南兵强马壮、钱粮充足，不把新朝和首辅放在眼里。
有人担忧，长此以往，东南恐成国中之国，陈恪之势将更难遏制。
更有人从“防微杜渐”的角度出发，开始向张居正进言，提出各种“制衡”或“解决”陈恪之患的建议。
这些建议并未形成公开的奏章，多在密谈、私信或小范围的聚会中流传。
其中有两种看法颇具市场。
一种认为，既然陈恪权势源于东南，其根本在于军权与财权的独立，那么朝廷不妨采取“温旨慰留，实夺其权”的策略。
具体而言，可以皇帝体恤功臣之后为名，召陈恪独子陈忱进京，授予清要官职，表面是恩宠，实则是人质。
陈恪仅此一子，且年幼，与当今皇帝年龄相仿，早年亦曾有机会一同读书玩耍，有此渊源，给予官职显得顺理成章。
只要陈忱在京，陈恪在东南行事必然投鼠忌器，许多手段便不敢轻易施展。
此计看似怀柔，实则暗藏机锋。
另一种建议则更为直接激进。
他们认为陈恪连续上疏，已显不臣之心，朝廷不应再纵容。
应当明发旨意，召陈恪进京述职。
借口可以是皇帝欲咨询东南海防、新政得失，或是借庆典等名目。
只要陈恪离开东南老巢，进入北京，便是虎落平阳。
届时或罗织罪名，或明升暗降，一举将其拿下，彻底解决东南之患。
持此论者认为，陈恪一切权威皆来自先帝，来自朝廷任命，他自身并无公然造反的资本和胆量。
一旦脱离军队和地盘，便是寻常勋贵，可任意处置。
这些建议，或多或少，通过各种渠道，也传入了张居正的耳中。
他面色沉静地听着幕僚的汇报，或是阅读着某些心腹私下呈递的条陈。
对于召陈恪之子入京为质的建议，他未置可否，但心中认为此计过于想当然。
陈恪是何等人物，岂会看不穿这等浅显的羁縻之策？
以其政治智慧和敏锐度，必然能一眼看穿此举名为恩宠、实为人质的本质。
以其性格与掌控力，未必会就范，强行下旨反而可能立刻激化矛盾。
用如此直白简单的手段去算计一个从底层摸爬滚打至权力顶峰的政坛宿将，成功的可能性极低。
而对于召陈恪进京述职，然后一举拿下的建议，张居正更是在心中直接予以否定。
在他看来，这不仅是天真，简直是愚蠢。
持此论者，完全不了解陈恪在东南的真实根基，也不理解政治博弈的复杂性。
陈恪不是毫无根基的寻常官员，他的权势，固然有皇帝任命赋予的合法性，但更多是建立在实打实的军功、十年经营打造的军政体系、与勋贵集团的联盟、以及新兴工商利益集团的捆绑之上。
东南新军只知有陈帅而不知有朝廷，并非虚言。
市舶之利、特区之富，养活着庞大的军队和依附体系。
这一切，岂是一纸诏书就能剥夺的？
张居正看得很清楚，他与陈恪之间较量的关键，在于“势”，在于“名分”，也在于彼此行动“度”的把握。
陈恪不能反，至少不敢轻易反。
他的一切权力来源，无论多么独立，在法理和道义上，依然挂着大明靖海侯的头衔。
扯旗造反，就是自绝于天下士民，其麾下也未必人人愿意跟随。
但，这只是“不能反”，并非“不会反”。
如果有人，尤其是中枢，逼他反，那情况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