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不同了。

    如果朝廷举措失当，给陈恪造成了鸟尽弓藏的强烈危机感，那么，以陈恪的性格和手中掌握的力量，他绝不会坐以待毙。

    届时，即便东南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即便有人不愿跟随造反，但只要陈恪核心的军事集团决心抵抗，一场席卷东南然后波及全国的内乱便不可避免。

    这绝非张居正想要的结果。

    因此，张居正压下了朝中这些激进的声音，并未采纳，也未公开反驳。

    他依然坚持自己既定的策略：先中央，后地方；先巩固自身绝对权威，彻底消化高拱倒台后的政治红利，将朝廷各部院、言路、乃至宫廷内侍的力量牢牢掌控在手，打造一个铁板一块、如臂使指的中枢体系。

    在这个过程中，持续对东南进行政治、经济、舆论上的渗透、分化和施压，用软刀子慢慢割，而不是寄望于一次冒险的擒首行动。

    他需要时间，也需要耐心。

    他相信，时间站在他这边。

    随着中枢权威的彻底树立，新政的逐步推行，国家财力的增强，他对地方的控制力会越来越强。

    而陈恪偏处东南一隅，看似强大，实则孤立。

    只要持续派遣得力官员渗透其官僚体系，在舆论上将其塑造为拥兵自重的负面形象，久而久之，其内部必生隙罅，其外部支援必将减少。

    待到时机成熟，或可迫其屈服交权，或可寻其错漏一举成擒。

    所以，对于陈恪一封比一封激烈的奏疏，张居正指示内阁，一律以套话批复，不予实质回应，既不激怒，也不让步。

    他要冷处理，让陈恪的拳头打在棉花上。

    同时，他加速推进对高拱余党的清理，用铁腕向天下证明，谁才是这个帝国现在真正的主宰。

    万历元年的秋天，就在这种诡异的平衡与暗涌中缓缓流逝。

    北京诏狱中的高拱，命运已然注定。

    东南杭州的陈恪，奏疏的笔墨一次比一次浓重，目光也一次比一次幽深。

    然而，棋局对面执子的人，从来就不习惯在别人划好的格子里行棋。

    当张居正全神贯注于巩固中枢之时，他或许下意识地忽略了一个事实：陈恪的名字，从未与循规蹈矩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