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并非单纯的破坏者与掠夺者。相反，他们在枼州进行了大规模、系统性的基础建设与生产推动。他们兴修水利，治理沧水支流，开凿纵横交错的灌溉渠，修建堤坝，将大片沼泽和易于泛滥的河谷地带，改造为稳定高产的良田。他们从中原引进、并结合本地气候改良了更先进的曲辕犁、耧车等农具，推广牛耕，引进耐寒耐瘠、高产稳产的作物品种，使得枼州这个原本粮食难以自给的地区，在百年间粮食产量翻了几番，不仅能完全自给自足，还能有不少盈余供应军队、道观及商业所需。
他们建立蒙学、社学，利用那些流亡来的中原道士、落魄文人作为知识传播的支点，教导粟家及本地归顺土司的子弟学习汉文、算术、乃至粗浅的儒家经典与实用技术。虽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一批能为他们服务、通晓汉语、有一定管理能力的“本地代理人”，以更好地控制地方、经营商业，但客观上，确实极大地推动了本地土着的“汉化”进程与文明开化，使得枼州从一个完全文盲的蛮荒之地，变成了一个有一定文化基础、能与外界进行复杂交流的开化地区。
他们大力经营、扶持甚至垄断商业，不仅维持着那条罪恶的“鼎炉-丹药”黑色贸易线，也鼓励、保护正常的商品流通。来自吐蕃的皮毛、药材、金银，来自身毒、扶南的宝石、香料、象牙、珍稀木材，来自中原的丝绸、瓷器、茶叶、书籍，在枼州这个被他们打造出的“安全枢纽”汇聚、交易、中转。粟家掌控的庞大商队络绎于途，带来了源源不断、种类繁多的货物与惊人的财富，也使得枼州城从一个蛮荒的土司寨子，迅速发展成为滇黔西南部最繁华、最具有活力的商贸中心、物流枢纽与信息交汇地。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街道规划井然，市集繁华，酒楼、客栈、车马行、镖局、赌坊、妓院乃至初步的金融业（钱庄、典当）林立，吸引了各地商人、工匠、手艺人、亡命徒、冒险家来此淘金、定居，人口结构日趋复杂，俨然一个充满畸形活力与复杂性的独立“小王国”。
他们甚至还建立了一套相对有效、层级分明的基层治理与税收体系。在粟家这个“总代理”之下，太平道通过扶持、分化、打压、联姻等多种手段，牢牢控制着枼州及周边辐射地区的数十上百个大小土司、头人村寨。对于愿意合作、按时缴纳“供奉”（实质是保护费、商业分成与劳役代金）、提供劳力与“特殊资源”信息的土司，太平道会提供武力保护（对付其他不听话的土司、土匪、乃至小股流窜的朝廷边军）、商业特权、技术支持和一定的内部自治权。对于敢于反抗、阳奉阴违，或者被发现与朝廷或其他势力暗中勾连的，则毫不留情，动用“道兵”或雇佣的亡命之徒，进行残酷的清洗和镇压，然后换上听话的代理人，其土地、财产也被太平道与粟家瓜分。这种“胡萝卜加大棒”、恩威并施的统治术，虽然本质是为了维护其剥削体系，但在执行力上却相当高效，建立了一种畸形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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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平道这种混合了“先进生产力”、“高效商业组织”、“严密社会控制”与“绝对武力威慑”的统治模式下，枼州及周边核心控制区，竟然出现了一种在周边战乱频繁、土司横征暴敛、民生凋敝的大环境下，显得格格不入的畸形“繁荣”与“稳定”。对于大多数被统治的普通百姓（主要是归顺的土着和后来迁入的汉人）而言，只要不触犯太平道的“天条”（主要是试图探究其核心秘密、阻碍其“鼎炉”生意、泄露商路机密、或者试图脱离其控制区域），按时缴纳并不算特别离谱（相对于某些残暴土司）的赋税，服一定期限的劳役（主要是修路、建观、运输），甚至能依靠太平道带来的相对安全的环境、改进的农业技术、以及发达商业提供的其他谋生机会（如充当商队护卫、脚夫、工匠、店员等），过上比周边那些朝不保夕、匪患横行、土司肆意盘剥的地区，相对“安稳”甚至“富足”一些的生活。这里没有大规模的失控匪患（不服管教的土匪要么被剿灭，要么被收编），水利设施的完善使得农业有一定保障，商业发达提供了多样化的谋生渠道，甚至还有了初步的医疗与教育（虽然层次很低且带有目的性）。这种“比较优势”，使得太平道统治下的枼州，对周边饱受苦难的流民与破产百姓，产生了一种畸形的吸引力，人口不断流入，进一步巩固了其统治基础。
这种奇特的统治模式与社会形态，让你瞬间联想起了古典小说《西游记》中，那个令人印象极其深刻的妖魔国度——狮驼岭。金翅大鹏雕、青毛狮子怪、黄牙老象三个法力通天的妖魔，在狮驼国将一国之人生吞活剥，吃了个精光，将那里变成了尸山血海的妖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