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听着，脸上保持着适度的认同与感慨，心中对南元道人的评价却又添了冷静的一笔：此人绝非一味残暴贪婪的蠢物，也非只知享乐的庸才。他深谙“可持续竭泽而渔”之道，懂得维护基本的经济秩序、商业规则与相对“公正”的执法形象，以保障长远的税收来源与统治稳定。在太平道内部普遍迷信武力、轻视文治、掠夺成性的氛围中，他能在此地建立起一套相对有效、能让外来商贾产生一定程度“安全感”与“认同感”的治理体系，并维持百年，其政治手腕与务实精神，在太平道高层中，确实算是个难得的、懂得“建设”的“能吏”了。这或许也是他能在此地扎根极深、将势力经营得如铁桶一般牢固、甚至让姜聚诚都对其颇为倚重（或忌惮）的原因之一。其看重的，正是他这份“建设”与“管理”的能力，虽然其目的是为了更高效、更长久地榨取。
话锋看似随意地一转，你拿起一颗盐水花生，慢慢剥着，仿佛不经意地问起，语气中带着一种天真的探究：“如此说来，在太平道这般‘清明’治理下，本地那些归顺的土人，能在此安居乐业，生活远比从前安定富足，想必也对太平道、对南元道长感恩戴德，忠心拥戴了吧？毕竟，听诸位所言，太平道带来了更好的生活。”
此言一出，桌上原本热络的气氛，出现了极为微妙、几乎难以察觉的凝滞。几位方才还侃侃而谈、对南元道人多有赞誉的商贾，交换了一下眼色，神色变得有些复杂难明。那是一种混合了身为“高等文明”代表的汉人面对“野蛮”土着时天然的优越感与鄙夷，一丝对这套说辞背后残酷真相的心知肚明，以及某种因长期浸淫此间、已将此视为“理所当然”而产生的别扭与回避。
还是性情最直爽、也最不拘小节的张老三最先打破了这短暂的沉默。他喝了一大口酒，用力咂了咂嘴，仿佛要驱散某种不适，用一种谈论田里牲畜、山中野兽般的、带着居高临下怜悯的随意语气道：
“杨老弟，听你口音，是正经中原来的读书人，有些事，可能光看表面，不太清楚里头的道道。这些南边的蛮子土人，跟咱们汉人，从根子上就不一样。太平道没来占这洛瓦江之前，他们过的是啥日子？那是真真的野人日子！住在深山老林的洞穴里，或者江边滩涂上用竹子茅草随便搭个窝棚，一阵大点的风雨就能吹跑、淋塌，跟兽窝差不多；穿的是树皮、兽皮，甚至就围块遮羞的烂布，冬天冻得直哆嗦，生病受伤是常事；吃的是打来的、有时候都分不清有毒没毒的野物，摘的野果，挖点苦不拉几的芋头、木薯之类的块茎，有一顿没一顿，饿死人是常事，易子而食的惨剧也不是没发生过。生了病，受了伤，要么硬扛，要么找跳大神的巫婆神汉，胡乱给涂抹点他们自己都未必认得的草药，或者拜那些从身毒传来的、光头赤脚的番僧，除了会收供奉、念些听不懂的经，屁用没有！活着，就是等死，跟山林里的野兽没啥区别，甚至还不如有些野兽活得自在。”
他的话语，仿佛打开了其他人心中某个被刻意忽略的阀门。做粮食生意的王老板接口，语气带着一种施舍者般的、居高临下的“怜悯”与“理直气壮”：
“是啊，张兄说得没错。是太平道的道长们来了，用雷霆手段扫平了那些互相攻伐、愚昧残暴的部落头人和神棍，然后，是实实在在教他们开垦水田，修水渠、筑堤坝，引洛瓦江水灌溉；教他们烧砖制瓦，搭建结实不怕风雨的木楼、砖房；教他们纺葛织麻，用织机织布，做遮体保暖的衣服。还定下规矩，在每个归顺的村寨设立‘道馆’，派驻懂汉话、识文字、通医理、晓农事的道士。这道馆不光管着收粮纳贡，还管着给土人看病抓药（虽然多是些廉价草药）、调解他们之间的鸡毛蒜皮纠纷、甚至教他们娃娃认几个简单的汉字，学点基本的规矩。现在这些归顺的土人，只要肯听话，肯老老实实下力气干活，一天两顿饱饭是有的！不少靠近县城、土地肥沃的村寨，甚至两餐都能吃上白米饭！这种细粮，在滇黔很多地方的汉人老百姓，一年都未必能吃上几回！冬天也冻不死了，生病了，村子里的道馆坐堂道士也能给看看，抓点草药，或者扎扎针。这光景，比他们原来那朝不保夕、与兽争食的野人日子，强了百倍不止！这是实打实的好处，做不了假。”
李掌柜也慢悠悠地呷了口酒，眼神里闪烁着商人的精明与一种冷酷的算计，补充道：
“没错，王老板说得在理。咱们汉人，还有太平道，是拿走了他们地里出产、水里捕捞、山里采摘的大头，七成、八成，有时候年景好或者靠近县城的地，甚至九成！可是，杨老弟你想想，没有咱们汉人教他们种地、给他们种子农具、组织他们兴修水利、提供相对安稳的环境，他们连那一两成、两三成的收成都没有！以前他们能天天吃上白米饭？能住上不怕风雨的房子？能穿上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