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提出改革提案，陈炯明还积极参与全国性的宪政运动。1909年10月，他与丘逢甲等被推为广东代表，前往上海参加各省咨议局联合大会，与张謇、汤化龙等全国改良派领袖会面，共同商讨推动清廷加快立宪步伐。在大会上，陈炯明再次提出地方自治的主张，得到了不少代表的认同。此次大会，让陈炯明的视野从广东扩展到全国，也让他认识到，清廷的“预备立宪”不过是一场骗局，根本无意推行真正的宪政改革——这成为他从改良派向革命派转变的关键节点。
2.3 加入同盟会：从合法改革到武装革命
1909年冬，在朱执信的介绍与推动下，陈炯明正式加入中国同盟会，完成了从“合法改革斗士”到“革命党人”的身份转变。此时的同盟会，经历了多次武装起义的失败，正处于低潮期，急需吸纳各地的实力派与有影响力的人物，陈炯明的加入，不仅为同盟会带来了粤东的人脉与力量，更带来了法政知识与地方治理的经验，成为同盟会中为数不多的“文武兼备”的人才。
加入同盟会后，陈炯明并未立刻放弃咨议局的合法身份，而是采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策略，以咨议局议员的身份为掩护，暗中开展革命活动。1910年，他参与了广州新军起义的联络工作，利用自己在粤东的人脉，组织民军响应起义。可惜，新军起义因计划泄露而失败，清廷大肆搜捕革命党人，陈炯明因身份隐蔽而幸免于难，但此次失败让他认识到，武装革命并非易事，需要更周密的计划与更强大的武装力量。
起义失败后，陈炯明前往香港，加入了刘思复等组织的“支那暗杀团”。这是一个以暗杀清廷高官为主要目标的革命组织，陈炯明加入其中，并非出于激进，而是认为在武装起义暂时无法成功的情况下，暗杀可以打击清廷的统治气焰，为革命创造条件。在暗杀团期间，他参与了多次暗杀计划的策划，但均因各种原因未能成功。这段经历，让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单纯的暗杀与零星的武装起义，无法推翻清廷的统治，必须建立一支属于革命党人的正规军队，同时结合地方自治，才能实现革命的目标。
1911年4月，同盟会发动黄花岗起义，这是同盟会成立以来规模最大、准备最充分的一次武装起义。陈炯明被任命为统筹部属下的编制课课长兼调度课副课长，同时被确定负责率领一路选锋队进攻巡警教练公所，承担着重要的作战任务。但在起义筹备的最后阶段，陈炯明却因担心起义力量不足、胜算渺茫，与黄兴等革命领袖产生分歧，甚至企图取消起义。起义当天，他在关键时刻置黄兴率领的敢死队于不顾，单独逃出广州城，这成为他一生的“历史污点”，也让他在革命党人中的声望受到严重影响 。
黄花岗起义的失败，让陈炯明深感愧疚，也让他更加清醒地认识到，革命需要勇气，更需要务实的规划。他并未因此次失误而退缩，而是迅速返回香港，总结起义失败的教训，开始着手组织粤东的民军，准备在合适的时机再次发动起义——他将目光投向了自己的家乡东江地区，这里有他多年经营的人脉与基础，也成为他辛亥年崛起的关键之地。
2.4 谘议局的最后抗争：从立宪幻想到革命决心
1911年夏，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清廷对革命党人展开了更残酷的镇压，同时也加紧了“预备立宪”的步伐，试图以此安抚民心，挽救统治危机。此时的陈炯明，仍保留着广东省咨议局议员的身份，他利用这一身份，继续在咨议局中进行合法抗争，一方面揭露清廷的假立宪本质，另一方面为革命活动争取时间与空间。
他在咨议局中多次提出提案，要求清廷释放革命党人、废除苛捐杂税、加快地方自治的实施，这些提案均被清廷地方当局驳回。与此同时，他暗中联络粤东各地的民军、会党，组建革命武装，准备响应全国的革命浪潮。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廷的统治摇摇欲坠。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广东，陈炯明意识到，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他立刻辞去咨议局议员的职务，正式走上武装革命的道路。
从广东法政学堂的新学之士，到广东省咨议局的改革斗士，再到同盟会的革命党人，陈炯明在1906-1911年的五年间，完成了三次重要的身份转变。这一转变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中有犹豫、有分歧、有失误，但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目标——救亡图存，实现国家的民主与富强。他的思想与实践，始终带有鲜明的“法政特色”与“务实风格”，这让他在革命党人中独树一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