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年轻时，曾笃信程朱理学，他“格竹子”的经历，就是对程朱理学的实践。但这场实践，最终以失败告终。这让王阳明开始反思程朱理学的弊端：
1. 理在物中，还是理在心中？ 程朱理学认为理在物中，而王阳明认为，理在心中。如果理在物中，那么宇宙万物无穷无尽，一辈子也格不完，又如何能成为圣人？
2. 格物致知，还是致知格物？ 程朱理学认为，格物是致知的前提，只有先格物，才能致知。而王阳明认为，致知是格物的前提，只有先找回本心的良知，才能正确地格物。
3. 存天理，灭人欲，还是天理即人欲？ 程朱理学认为，天理和人欲是对立的，要存天理，就必须灭人欲。而王阳明认为，天理和人欲并不是对立的，良知就是天理，合理的人欲，就是天理的体现。
王阳明对程朱理学的批判，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批判中的超越。他继承了程朱理学“存天理”的目标，却改变了“存天理”的方法。程朱理学主张向外求，王阳明主张向内求。程朱理学是“理学”，王阳明是“心学”——一字之差，却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路径。
第三部分 心学核心：直指人心的智慧体系
4.1 心即理：心学的本体论
“心即理”是阳明心学的核心命题，也是心学的本体论。它回答了“天理在哪里”这个根本问题。
王阳明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这句话的意思是，人心就是天理，天下没有离开人心的事物，也没有离开人心的道理。
要理解“心即理”，首先要明白王阳明所说的“心”，不是指生理的心脏，而是指人的本心、良知。这个“心”，是宇宙的本体，是万事万物的根源。王阳明说：“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
在王阳明看来，万事万物的存在，都离不开人心的感知。你看到的山，不是山本身，而是你心中的山；你听到的水，不是水本身，而是你心中的水。如果没有人心的感知，山和水就失去了意义。
“心即理”的另一个含义，是天理就是人心的良知。王阳明认为，每个人都有良知，良知是与生俱来的道德准则。它不需要学习，不需要思考，是自然而然的。比如，看到小孩掉进井里，每个人都会产生恻隐之心，想要去救他；看到别人的东西，每个人都会知道不能去偷。这种恻隐之心、羞恶之心，就是良知，就是天理。
程朱理学认为，天理是客观存在的，需要向外探求；而王阳明认为，天理就在人心之中，只需要向内反省，就能找到天理。他说：“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
“心即理”的命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打破了程朱理学“理在物中”的桎梏，将人的主体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它告诉人们：每个人都有良知，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我反省，成为圣人。这种思想，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无疑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
4.2 知行合一：心学的方法论
“知行合一”是阳明心学的方法论，它回答了“如何成为圣人”这个实践问题。
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是为了纠正当时社会上“知而不行”的弊端。当时的读书人，只知道埋头读书，却不注重实践，他们将“知”和“行”割裂开来，认为“知先行后”——先知道道理，然后再去实践。
王阳明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和行，是一体的，不是分离的。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完成。没有行的知，不是真知；没有知的行，不是真行。
王阳明举了一个例子：“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看到美色，是知；喜欢美色，是行。你看到美色的那一刻，就已经喜欢上了，不是看到之后，再去决定喜欢。闻到臭味，是知；厌恶臭味，是行。你闻到臭味的那一刻，就已经厌恶了，不是闻到之后，再去决定厌恶。
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知行合一的道理。知和行，是同时发生的，没有先后之分。
王阳明还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如果你知道一个道理，却不去实践，说明你并不是真正知道这个道理。比如，你知道“孝顺父母”是对的，却不去孝顺父母，说明你并不是真正知道“孝顺”的道理。
“知行合一”的核心，是“以行促知，以知导行”。通过实践，来深化自己的认知；通过认知，来指导自己的实践。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