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的施政核心，为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此后，张居正便以这十二个字为指导，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全面、彻底的改革运动，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
第五节 整肃朝纲，树立权威
张居正成为内阁首辅后，首先着手整肃朝纲，树立自己的权威。他深知，要想推行全面改革，必须首先整顿朝堂的秩序，打击反对改革的势力，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
首先，张居正对内阁进行了整顿。他罢免了内阁中那些庸庸碌碌、反对改革的大臣，提拔重用了自己的亲信和支持改革的大臣，如吕调阳、张四维等，让内阁成为自己推行改革的坚强核心。同时，他还加强了内阁与六部、都察院等机构的联系，让内阁成为全国的行政中枢。
其次，张居正对言官进行了整顿。明代的言官，包括御史、给事中等，拥有监察、弹劾官员的权力，在朝堂之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但明朝中期以来，一些言官为了一己私利，结党营私，肆意弹劾官员，扰乱朝政。张居正认为，言官的滥用职权，是朝政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他对言官进行了严格的整顿，规定言官必须据实弹劾，不得捏造事实，肆意攻击；对那些滥用职权、结党营私的言官，严加惩处。
再次，张居正对宗室和权贵进行了限制。明朝中期以来，宗室诸王和皇亲国戚凭借自己的身份，横行霸道，兼并土地，贪污受贿，成为了王朝的一大隐患。张居正认为，宗室和权贵的骄恣，是王朝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他主张限制宗室和权贵的权力，严禁其兼并土地、贪污受贿；对那些违法乱纪的宗室和权贵，严加惩处，绝不姑息。例如，黔国公沐朝弼数犯法，张居正不顾其为开国功臣之后，下令将其逮捕，锢之南京。
最后，张居正还加强了对宫中宦官的管理。他虽与冯保结盟，却也深知宦官干政的危害。因此，他要求冯保“裁抑其党，毋与六部事”，禁止宦官干预朝政，确保宫中的权力掌握在冯保手中，而冯保则完全听命于自己。
通过一系列的整肃措施，张居正成功地整顿了朝纲，打击了反对改革的势力，树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此时的朝堂之上，无人再敢公开反对张居正的改革主张，为万历新政的顺利推行，创造了稳定的政治环境。
第五章 考成定纲，吏治革新（1573-1576）
明代的吏治，到了嘉靖、隆庆时期，已陷入了严重的危机，积弊深重，沉疴难起。其主要表现为：
一是机构臃肿，冗官众多。明朝自开国以来，官僚机构不断膨胀，官员数量不断增加，到了嘉靖、隆庆时期，已形成了“十羊九牧”的局面。大量的冗官，不仅耗费了国家大量的财政开支，还导致了行政效率的低下。
二是考核废弛，名实不符。明代的官员考核制度，包括京察和外察，原本是为了考核官员的政绩，提拔重用优秀官员，罢黜庸劣官员。但到了嘉靖、隆庆时期，考核制度却逐渐偏离明初“奖廉惩贪、选贤任能”的初衷，陷入皇权操控与派系倾轧的双重漩涡。嘉靖帝耽于修道，朝政长期由内阁与宦官把控，京察、大计的结果沦为党同伐异的工具，官员的政绩、德行标准被边缘化，依附权势成了保全官位的首要路径；隆庆朝虽试图拨乱反正，在考核中重申“务实黜虚”的原则，放宽对言官的压制，却因积弊已深，无法彻底扭转考核流于形式的困局，反而因内阁权力膨胀，让考核进一步成为阁臣巩固地位、制衡朝堂的筹码。
此时的张居正，正从翰林院的清寂书斋，一步步踏入权力博弈的核心地带。嘉靖二十六年，二十三岁的张居正考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初入官场便撞上了严嵩专权的顶峰。他亲眼目睹了嘉靖朝最后一次京察的荒诞：严嵩借京察之名，将弹劾自己的言官尽数罢黜，而依附严党的官员，即便政绩平平、贪墨有据，也能在考核中获“卓异”评价，平稳升迁。彼时的张居正尚无话语权，只能在翰林院的编修工作之余，冷眼记录下朝堂的种种乱象——他在《论时政疏》中痛陈，当今天下“吏治不清，贪官为害”，根源正在于考核之法废弛，“名实不核，功过不明”，致使“贤者不得进，不肖者不得退”。
这份奏疏如石沉大海，却埋下了张居正日后改革的种子。嘉靖驾崩，隆庆帝即位，徐阶扳倒严嵩，张居正迎来了仕途的转机，升任翰林院侍讲学士，掌翰林院事，开始接触到朝廷的核心政务。隆庆二年的京察，是张居正第一次近距离参与考核制度的运作，而这场京察，彻底暴露了隆庆朝吏治改革的表面文章。彼时徐阶与高拱的内阁之争已趋白热化，双方都将京察当作打击对手的武器：徐阶借京察罢黜高拱的亲信，高拱则授意言官弹劾徐阶任用的“南党”官员，考核的标准不再是政绩与操守，而是是否“站队”正确。
张居正夹在两大权臣之间，既不依附徐阶，也不攀附高拱，他始终以旁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