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看到了冯保与高拱之间的矛盾，认为冯保是扳倒高拱的最佳盟友。于是，他主动与冯保接触，两人一拍即合，结成了政治同盟。张居正承诺，将帮助冯保成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则承诺，将支持张居正扳倒高拱，成为内阁首辅。
隆庆六年（1572）六月，在张居正和冯保的策划下，李太后以万历皇帝的名义，下旨斥责高拱“揽权擅政，藐视幼主”，将其罢官，削籍为民，令其即刻离京返乡。高拱接到圣旨后，如遭雷击，猝不及防，只能被迫离京。高拱的罢官，让朝野上下大为震动，也让张居正和冯保的势力得到了空前的壮大。
高拱罢官后，内阁大学士高仪因惊吓过度，不久便病逝。至此，隆庆皇帝任命的三位顾命大臣，仅剩张居正一人。随后，万历皇帝下诏，任命张居正为内阁首辅，兼吏部尚书，加少师兼太子太师，手握内阁大权；任命冯保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兼提督东厂，掌握宫中的大权。
张居正与冯保的结盟，形成了历史上着名的“张冯体制”。在这一体制下，张居正主外，执掌朝廷的行政大权；冯保主内，执掌宫中的大权，两人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共同辅佐年幼的万历皇帝，成为了大明王朝的实际掌权者。“张冯体制”的形成，为张居正推行全面改革，创造了稳定的权力格局，也让万历新政的推行，成为了可能。
第三节 李太后支持，帝师加首辅
张居正能顺利成为内阁首辅，并执掌朝政，除了冯保的支持外，还离不开李太后的信任。李太后，即万历皇帝的生母慈圣皇太后，为人精明强干，有政治远见，深知自己的儿子年幼，无法亲理朝政，必须依靠一位有经世之才、忠心耿耿的大臣辅佐。而张居正，作为万历皇帝的帝师，深得万历皇帝的信任，又有卓越的政治才华和丰富的政治经验，无疑是辅佐万历皇帝的最佳人选。
李太后对张居正十分信任，将朝政大权尽数交给张居正，让其“总揽朝纲，便宜行事”。她对万历皇帝严加管教，要求万历皇帝必须尊重张居正，凡事都要听取张居正的意见，称张居正为“元辅张先生”，不直呼其名。在李太后的支持下，张居正的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成为了大明王朝自开国以来，权力最大的内阁首辅。
同时，张居正还担任万历皇帝的帝师，负责为万历皇帝讲解经史，教授治国理政的思想。他深知，作为帝师，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将对万历皇帝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他对万历皇帝的教育十分严格，制定了详细的学习计划，要求万历皇帝每日早起读书，勤学苦读，不得有丝毫懈怠。
在为万历皇帝讲读的过程中，张居正不仅传授经史知识，更注重向万历皇帝灌输自己的改革思想。他结合《陈六事疏》，为万历皇帝讲解改革的重要性，引导万历皇帝支持自己的改革主张。万历皇帝虽年幼，却十分敬重张居正，对其言听计从，成为了张居正推行改革的坚定支持者。
身兼内阁首辅和帝师双重身份，又有李太后和冯保的支持，此时的张居正，权倾朝野，无人能及。他终于迎来了推行全面改革的最佳时机，一场席卷全国的改革运动，即将拉开序幕。
第四节 尊主权一号令，定施政核心
张居正成为内阁首辅后，立即着手整顿朝政，确立了自己的施政核心——“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这十二个字，既是张居正施政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万历新政的核心指导思想。
尊主权，即加强中央集权，树立皇帝的绝对权威。张居正认为，明朝中期以来，朝政日益腐败，根本原因在于中央集权的削弱，皇帝的权威受到了严重的挑战，“纪纲不肃，法度不行”。因此，他主张加强皇帝的权力，做到“乾纲独断”，让皇帝成为王朝的最高决策者。同时，他还主张强化内阁的权力，让内阁成为皇帝领导下的行政中枢，总揽全国的行政大权，确保政令的畅通。
课吏职，即严格考核官员的政绩，整顿吏治。张居正认为，官员是王朝统治的基石，吏治的腐败，是王朝衰败的重要原因。因此，他主张严格考核官员的政绩，做到“月有考，岁有稽” ，提拔重用有真才实学、勤政爱民的官员，罢黜庸官懒官、贪污腐败之徒。同时，他还主张裁革冗官，精简官僚机构，提高行政效率。
信赏罚，即严明法纪，做到赏罚分明。张居正认为，“赏罚不明，百事不成；赏罚分明，百事可举”。因此，他主张对勤政爱民、政绩卓着的官员，给予重赏；对违法乱纪、贪污腐败的官员，给予严惩，无论其身份高低，一律法办。同时，他还主张加强对官员的监督，充分发挥六科、都察院等监察机构的作用，确保法纪的严明。
一号令，即确保政令畅通，做到“朝下而夕奉行”。张居正认为，明朝中期以来，政令不畅，“上之令不能行于下，下之情不能达于上”，是朝政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