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邺城屠城，是震慑敌人的手段。他通过屠城，向天下人展示了自己的残暴，让各路诸侯不敢轻易反抗。但这种手段，也让他失去了民心。
5.3.3 屠城的原因：乱世中的生存法则
曹操的屠城行为，是乱世中的生存法则。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各路诸侯为了争夺天下，都采取了屠城的手段。屠城可以震慑敌人，掠夺粮草，补充军队的物资。
但曹操的屠城行为，也反映了他残暴的一面。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不惜牺牲无辜百姓的生命。这种行为，是不可原谅的。
第六部分 千秋功过：曹操的后世评价与形象演变
6.1 三国至晋：正史中的“超世之杰”
从三国到晋代，史家对曹操的评价以正面为主。陈寿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称曹操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他高度评价了曹操的功绩，认为曹操“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
西晋的王沈在《魏书》中，也对曹操做出了正面评价。他认为曹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句话虽然带有一定的争议，但也肯定了曹操的才能。
这一时期的评价，之所以以正面为主，是因为晋代是曹魏政权的继承者，史家为了维护晋代的正统地位，必须肯定曹操的功绩。同时，这一时期的史家，大多亲历了三国时期的战乱，深知曹操统一北方的不易。
6.2 唐宋时期：正统史观下的“篡汉之臣”
唐宋时期，儒家正统史观兴起，史家对曹操的评价转向负面。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将曹操与篡唐的朱温并列，称“莽之恶，甚于桀纣；操之奸，过于莽、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虽然肯定了曹操的才能，但也批评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是“篡汉之臣”。
唐代的诗人，也大多对曹操持批评态度。比如，杜甫在《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中写道：“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李白在《望鹦鹉洲悲祢衡》中写道：“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这些诗句，都带有对曹操的批评。
这一时期的评价，之所以转向负面，是因为唐宋时期，儒家的纲常名教成为社会主流。史家认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对儒家纲常名教的践踏。同时，唐宋时期的政权，都是汉族政权，史家为了维护正统地位，必须尊刘贬曹。
6.3 明清时期：小说中的“白脸奸雄”
明清时期，随着《三国演义》的问世，曹操的形象彻底固化为白脸奸雄。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尊刘贬曹，将曹操塑造成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奸佞之臣。他在小说中，夸大了曹操的猜忌和残暴，美化了刘备的仁德和忠义。
《三国演义》的问世，对曹操的形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戏曲中，曹操的脸谱是白色的，白色代表奸诈。百姓们通过戏曲和小说，认识了曹操，将他视为奸雄的代表。
这一时期的评价，之所以将曹操塑造成白脸奸雄，是因为《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人，他深受儒家正统史观的影响。同时，元末明初，社会动荡，百姓渴望出现像刘备那样的仁德之君，因此罗贯中尊刘贬曹，迎合了百姓的心理。
6.4 近代以来：历史英雄的重新评价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中国学者开始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重新评价曹操。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郭沫若在《替曹操翻案》中，高度评价了曹操的功绩，认为曹操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
近代学者认为，曹操统一北方，结束了中原地区的战乱，推行屯田制，发展农业生产，唯才是举，招揽人才，开创建安文学，这些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乱世中政治家的必然选择；他的屠城劣迹，是乱世中的生存法则。
这一时期的评价，之所以重新肯定曹操，是因为近代学者摆脱了儒家正统史观的束缚，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地评价曹操的功过是非。
6.5 当代视角：辩证审视的复杂人物
进入当代，学者们对曹操的评价更加客观、辩证。他们既肯定曹操的功绩，也不回避他的过错；既承认他的才能，也批评他的残暴。
当代学者普遍认为，曹操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复杂的人物。他是治世之能臣，也是乱世之奸雄；他是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也是猜忌多疑、残暴不仁的君主。他的功过是非，不能简单地用好人或坏人来评价。
当代的评价，更加注重历史的客观性。学者们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该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不能用现代的标准来要求古人。曹操的行为，是乱世中政治家的必然选择，他的功绩和过错，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