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反驳告子说：“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水确实没有固定的流向，但水总是往低处流的；人性的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是自然而然的。人没有不善的，就像水没有不往低处流的。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善是人性的本质。告子的错误，在于将人性与物性混淆了。他说：“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告子认为，天生的品质就是性，就像白色的东西就是白的一样。孟子反驳说：“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白羽的白、白雪的白、白玉的白，虽然都是白，但它们的本质是不同的。同样，天生的品质，也有善恶之分。
孟子与告子的人性论之争，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辩论。孟子通过这场辩论，确立了“性善论”的地位，为儒家的伦理体系奠定了人性论基础。
3.4.2 对杨朱、墨翟的批判
杨朱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主张“为我”，认为“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翟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主张“兼爱”，认为“爱人若爱其身”。
孟子对杨朱和墨翟的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孟子认为，杨朱的“为我”思想，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君主和百姓，是“无君”；墨翟的“兼爱”思想，主张无差别的爱，否定了父子之间的亲情，是“无父”。无父无君，就像禽兽一样。
孟子的批判，虽然言辞激烈，却体现了他对儒家伦理的坚守。他认为，儒家的“仁爱”是有差别的爱，先爱自己的亲人，再推及他人，这才是符合人性的爱。杨朱的“为我”和墨翟的“兼爱”，都违背了人性的本质。
3.4.3 与农家的辩论
农家是战国时期的一个学派，代表人物是许行。许行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认为贤明的君主应该和百姓一起耕种，自己做饭，治理国家。
孟子反驳许行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
社会有分工，有统治者的事情，有被统治者的事情。一个人的生活，需要各种工匠的产品，如果都要自己制作，那天下人都会疲于奔命。孟子认为，社会分工是必要的，君主的职责是治理国家，百姓的职责是从事生产，这才是合理的社会秩序。
孟子与农家的辩论，体现了他对社会分工的认识。他的思想，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为儒家的治国理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第三部分 核心精神：性善仁政的儒家理想
4.1 性善论：孟子思想的哲学根基
“性善论”是孟子思想的核心，是他所有理论的哲学基础。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人天生就有向善的倾向，这种倾向是与生俱来的，不是后天习得的。
4.1.1 四端说：善的萌芽
孟子提出，人天生就有四种“善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恻隐之心，是同情心的萌芽。看到小孩将要掉进井里，每个人都会产生恐惧和怜悯之心，这种心不是为了讨好小孩的父母，不是为了得到乡邻的称赞，也不是因为厌恶小孩的哭声，而是自然而然产生的。
羞恶之心，是羞耻心的萌芽。做了坏事，会感到羞耻；看到别人做坏事，会感到厌恶。这种心，是义的基础。
辞让之心，是谦让心的萌芽。面对利益，会主动谦让；面对长辈，会主动尊敬。这种心，是礼的基础。
是非之心，是判断力的萌芽。能够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能够分辨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这种心，是智的基础。
孟子认为，这四种善端，就像人的四肢一样，是与生俱来的。他说：“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没有这四种善端的人，就不是人。
4.1.2 扩充四端：善的实现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但善端只是善的萌芽，如果不加以扩充，就会枯萎。他说：“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拥有这四种善端的人，如果知道扩充它们，就像火刚刚燃烧，泉水刚刚涌出一样，会逐渐发展壮大。如果能够扩充善端，就足以保护天下；如果不扩充善端，连父母都无法侍奉。
扩充善端的方法，是“求其放心”。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学习的方法没有别的，就是找回迷失的本心。在乱世中，人们的本心被欲望遮蔽了，只有通过学习和修养，才能找回本心，扩充善端。
孟子还提出了“寡欲”的方法。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