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抽回。
他想起1968年冬天，牛棚看守的老婆，偷偷塞给他一个热红薯。
那只手也是凉的，指甲里有泥。
她把红薯塞进他掌心，转身走了。
他连她的脸，都没看清。
妇人松开手，从手袋里取出一张名片，放在谢晋膝头。
名片上印着一行，花体意大利文：
索菲亚·罗兰。
她对他笑了笑。
不是演员对导演的那种谄媚。
是一个人看见另一个人，把自己说不出口的话，说出口之后的笑。
谢晋把名片，收进中山装内袋，贴着心口。
袋里还有一封没寄出的信。
1979年12月20日，他一个人坐在书房写回信。
写了三页，又全部划掉，最后只留下一句话。
他没寄出去。
现在那张名片，压在这句话上面。
他忽然觉得，这封信可以永远不寄了。
九月十二日，威尼斯电影节评审团内部辩论。
地点是电影宫二楼的小放映厅，窗户正对运河。
贡多拉船夫的吆喝声，从水面飘进来。
每隔几分钟，就被摩托艇的马达声盖过。
十二位评审，围坐在长桌两侧。
主席埃托雷·斯科拉坐在长桌一端，面前摊着一本密密麻麻的笔记。
他是1974年戛纳最佳导演，《我们如此相爱》至今仍是意大利影迷，每年必重温的经典。
片中有句台词，被无数次引用。
“我们以为自己是在反抗历史，其实我们只是在历史里游泳，偶尔抬头换一口气。”
此刻他低着头，用指甲划着笔记本扉页。
那是他的习惯，每次遇见真正难以裁决的片子，他就在纸上画圈。
一圈。
两圈。
三圈。
已经画满了小半页。
法国评委雅克·里维特首先发言。
他是新浪潮硕果仅存的大将之一，1961年以《巴黎属于我们》出道。
此后二十年，拍了十四部长片。
每一部都在探索同一个命题：
电影究竟有多少种可能。
“这不是电影。”
里维特把眼镜摘下，用麂皮擦拭。
“电影是叙事艺术。这部片子只有动物本能和人类回忆的交叉剪辑，没有情节，没有人物，连一句解说词都没有。观众如何理解导演意图？难道我们评审也要靠猜？”
德国评委彼得·汉特克，把圆珠笔往桌上一搁。
他是1973年毕希纳奖得主，编剧出身。
1966年以《骂观众》，震撼德语文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