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8月，赵鑫回到香港。
办公室的桌上，堆着三个月没拆的信件和杂志。
威叔帮他收着，用橡皮筋一扎一扎捆好，每一扎上贴着小纸条，写着收到的日期。
他坐下来，一封一封地拆。
第一扎是六月的。最上面是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里面夹着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永宁镇的老宅地基。
那片废墟，已经被清理干净了。
碎砖头、烂木头、杂草，都没了。
地基上立着一块新碑，青石质地，不高，但看着敦实。
碑上刻着十六个名字，一行一行，密密麻麻。
信里说，是周师傅自己出的钱，找人刻的碑。
刻了三天，他在旁边蹲了三天。
刻完了，摆了一碗饺子，供了一炷香，就回去了。
以后每年除夕，他来摆一碗饺子。
他儿子孙子，以后也会来。
赵鑫看着那张照片。
废墟没了，碑立起来了。
十六个名字整整齐齐，刻在石头上，风吹不走，雨打不掉。
他看着那碑，忽然想起一件事，那十六个人是怎么死的，碑上没写。
他们的恐惧，他们的挣扎，他们临死前最后看见的光。
最后听见的声音，最后喊出的名字，一个字都没有。
只有名字。
整整齐齐。
规规矩矩。
他想起小时候，镇上也有这样的碑。
立在祠堂门口，刻着历代先祖的名讳。
逢年过节，族人烧香磕头，没人问那些名字后面的人，这辈子过得苦不苦，死的时候疼不疼。
名字刻在石头上，人就变成了一笔一划。
痛苦被过滤干净，只剩下秩序。
他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然后把照片放在桌上，拿起第二封信。
是内地一个导演寄来的。
信里说，他的新片拍完了，送审没过。
领导说太伤感，不符合时代精神。
他问了一句：“时代精神是什么？是只有笑，没有哭吗？”
领导没回答他。
片子可能要改。
但会改成什么样子，他还不知道。
可是他会改的，因为想上映。
“我改的时候，忽然想起您一句话。您说，观众需要的，是一个可以暂时相信的东西。我想让观众相信，生活是有希望的，痛苦是会过去的。所以我得改，不能让他们看了更难受。”
赵鑫把信折好。
放在照片旁边。
他想起这个导演，以前给他看过剧本。
写的是一个老人找失踪的儿子，找了十年，最后找到一座坟。
剧本最后一场，老人在坟前坐了一夜，天亮时站起来，往回走。
镜头拉远，荒野里就剩一条细细的路。
现在这个结尾，大概不会有了。
观众不需要看见那个老人坐一夜。
观众只需要知道，他最后站起来，往回走了。
痛苦被剪掉，只剩下“往前走”的姿态。
他把信放进抽屉，又拿起第三封。
是谢晋寄来的。
信里说，电影局开了一个会，讨论观众流失的问题。
会上吵得很厉害，有人说观众变了，有人说审查太严。
吵到最后，有个年轻编剧问了一句话：“咱们现在能让观众信什么？”
没人答得上来。
谢晋在信的最后写道：
“小赵，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答案。但我想，你那儿可能有。”
赵鑫看完信，没动。
他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那棵凤凰木。
阳光照在叶子上，泛着一层油亮的光。
叶子很绿，很整齐，一片挨着一片，风吹过来，它们一起轻轻摇晃，规规矩矩的，谁都不出格。
他忽然想起永宁镇老宅的废墟。
那些碎砖烂瓦被清理干净了，杂草被拔光了，地基上立起一块碑。
废墟变成了墓地，混乱变成了秩序，恐惧变成了名字。
那十六个人受过的苦，挣扎过的夜晚，喊过的名字，流过的泪，全部被抹掉。
只剩下十六个名字，整整齐齐刻在石头上。
后来人去烧香磕头，看着那排名字，心里安宁，觉得都过去了，就都会好。
可那些痛苦，真的过去了吗？
还是说，只是被压在了那块碑下面，被压成了看不见的东西？
他想起小时候，祖母说过的话。
镇上发大水那年，淹死了十几个人。
事后镇上人凑钱立碑，刻上死者的名字。
碑立起来那天，祖母没去。
她坐在家里，对着墙上祖父的遗像，说了一句话：
“人死了，名字刻在碑上，就当这事完了。可他们死的时候，水灌进嘴里，喊不出声的那种滋味，碑知道吗？”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后来每次从那块碑前走过，他都会想起祖母那句话。
碑不知道。
碑只知道整整齐齐地站着，让活着的人安心。
1982年9月，赵鑫去了一趟永春。
邓丽君在那儿录民歌，已经住了大半年。
她带赵鑫，去见那些录过音的老人。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