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第一个是九十六岁的，躺在床上下不来。
邓丽君把录音机放在床头，老人就躺着唱，声音细细的，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
唱完一首，她拉着邓丽君的手，说了一大段话。
邓丽君翻译：“她说，她这辈子唱这些歌，从来没录下来过。今天录了，她死了也值了。”
第二个是八十九岁的，还能走路。
她唱完一首，忽然忍不住哭。
哭了很久，才说出一句话。
邓丽君翻译：“她说，这首歌是她娘教她的。她娘死的时候，她不在跟前。现在唱这首歌，就像又看见她娘了。”
第三个是九十二岁的，是个瘦小的阿婆，头发全白了，眼睛却亮得很。
阿婆坐在院子里，唱了一首歌。
唱完，她看着赵鑫，又说了几句话。
邓丽君翻译：“她说，谢谢你让人来听我唱。我还以为，这些歌要跟我一起，埋进土里呢。”
赵鑫没说话。
他蹲下来，握住老人的手。
老人的手很瘦，骨头一根一根的，像枯树枝。
但那手握着他的时候，是有力气的，是暖的。
他忽然想：这只手，这辈子受过多少苦？
年轻时失去过什么人，中年时熬过什么样的日子，老了之后多少个夜晚一个人醒着。
看着窗外的天，一点一点亮起来。
这些苦，最后变成一首歌。
歌里没有那些苦。歌里只有调子，只有词，只有轻轻的声音，像风吹过芦苇。
老人把一辈子的痛苦，酿成了这首歌。
然后唱出来。
唱给一个陌生人听。
1982年10月，赵鑫回到香港。
周慧芳进来汇报工作，说完报表上的数字，又说了一件事。
“内地那边有消息，说电影局要开会，研究一些问题。有人问您有没有兴趣旁听。您要是想去，可以安排。”
赵鑫摇摇头。
“不去。”
周慧芳愣了一下。
“那边说，这个会挺重要的。”
赵鑫看着窗外那棵凤凰木，没回头。
“重要的不是会。”
周慧芳点点头，出去了。
赵鑫站在窗边，一直站到天黑。
他想，那个会上，大概不会有人问这样的问题。
那些不看电影的观众，他们为什么不看？
是因为电影不够好吗？
还是因为他们太累了？
他们下班回家，吃完饭，洗完碗。
坐在椅子上，想找一个东西，让他们暂时忘记白天受的那些气，那些委屈，那些说不出来的苦。
结果打开电视，看见的是一个人，站起来往前走，看不见他背后坐了一夜。
他们关掉电视。
第二天继续上班，继续受气，继续委屈，继续说不出来。
没有人问他们。
他们的苦，和那些阿婆唱进歌里的苦，是一样的。
只是没人录下来。
1982年11月，北京的那个会开完后。
有朋友来信，把会上讨论的内容告诉他。
信的最后写道：
“有个年轻编剧在会上问了一句话，问完就冷了场。他说，咱们天天研究观众想看什么，研究来研究去，研究出那么多道理。可咱们有没有想过，观众不来看电影，可能是因为他们太苦了？咱们的电影，从来不让苦出来。咱们的电影里，苦都是过渡的，最后都会过去，都会变成甜。可观众知道，他们生活里的苦，过不去。所以咱们的电影，他们不信。”
赵鑫看完这段话，把信折好。
他想起永春那个阿婆唱的歌。
那歌里的苦，过不去。
它就在那儿。
它没有变成甜，没有变成希望，没有变成“往前走”的姿态。
它就是苦。
但它唱出来的时候，有人听懂了。
那个人蹲下来，握住她的手。
那一刻，苦没有被解决，没有被过滤，没有被变成一块整整齐齐的碑。
但它被看见了。
1982年12月，赵鑫收到一张照片。
是永宁镇那块碑。
照片是从远处拍的，碑立在那儿，周围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就像朝鲜。
他看着那张照片，想起祖母那句话：碑知道吗？
他不知道碑知不知道。
但他知道一件事。
如果有一天，朝鲜人所有的苦，都被清理干净。
都被变成名字刻在石头上，都被过滤成“往前走”的姿态，都被整整齐齐地摆进秩序里。
没有人再问那些苦，是什么滋味。
那才是最大的恶，且这种恶，不是制造痛苦的人。
是那些把痛苦，变成秩序，然后假装痛苦不存在的人，甚至为此欢呼喝彩的人。
他放下照片，站起来，走到窗边。
窗外那棵凤凰木，叶子已经落光了。
光秃秃的树枝，朝着灰蒙蒙的天。
他想起永春那个阿婆的手。
那只手很瘦，很轻，握着他的时候，却是有力气的。
他忽然明白自己，为什么一直留着那个笔记本。
不是因为要写什么。
是因为那个本子是空的。
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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