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稿翻过一页，指尖停在一行字上：“高粱秆子空心，可它长得比谁都直，风越狠，它越往光里钻。”他抬眼看向柏伦，声音很轻，却清晰得像敲在青砖地上：“柏伦，你过来。”她走过去，站定。“现在，”伍六一说，“你就是四儿。十五岁，刚被爹从学堂赶回来，拎着半截断了的毛笔，赤脚踩在七月的晒场上。太阳烤得砖缝冒烟，你听见远处酒坊里传来砸坛子的脆响，还有女人哭嚎——是你未过门的媳妇，被抬进了罗汉大爷的祠堂。你手里那截毛笔，墨汁干了，笔尖劈了叉，可你还攥着它。”他顿了顿，目光沉静：“不许说话。只做一件事——把这支笔，插进晒场中央那堆刚碾过的、还带着温热的高粱粒里。”柏伦没动。三秒钟。五秒钟。排练厅里安静得能听见窗外梧桐叶擦过玻璃的窸窣。李振国眉头拧紧，正要开口提醒，却见柏伦缓缓抬起右手——那只手骨节分明，指甲修剪得极短，虎口有一层薄茧，不是练琴的茧，是握过锄把、扛过麻包、揉过酒曲才磨出来的茧。她没去拿桌上那支崭新的英雄牌钢笔，而是伸向自己左胸口袋——那里别着一支早已褪色的、塑料外壳裂了细纹的旧式圆珠笔，笔帽上还粘着一点干涸的蓝墨水印。她拔出笔，拇指用力一掰，“咔”一声脆响，笔帽崩开，露出里面秃了半截、歪斜卷曲的笔芯。她攥着这支残笔，一步步走到晒场模型前——那是个三米见方的微缩布景，铺着金红色的高粱粒，颗粒饱满，还撒了点细盐模拟日光下的反光。她蹲下。膝盖没碰地，只以小腿肌肉承力，腰背依旧绷着那股子韧劲。然后，她将那支秃笔，笔尖朝下，稳稳地、深深地，插进了高粱粒堆里。笔身没入三分之二，高粱粒簌簌滑落，堆成一个小丘。那支笔歪斜着，笔尖朝东，像一株倔强破土的幼苗。做完这一切，她没起身，也没抬头，只是垂着眼，盯着那支笔，盯着高粱粒缝隙里透出的一点点暗红底色——那是她昨夜用红糖水调的颜料，悄悄染过笔杆内壁。整个过程，不到二十秒。李振国张着嘴，忘了合上。伍六一却慢慢点了点头，拿起笔，在名册上“柏伦”名字旁，又添了三个字：“四儿·定”。就在这时，排练厅门被猛地推开。一个穿着洗得发白蓝布衫的老头闯了进来，手里提着个鼓鼓囊囊的旧布包，头发花白，脸上皱纹深得能夹住蚊子，可一双眼睛亮得惊人，直直看向柏伦，又猛地转向伍六一，嗓音洪亮得震得顶灯嗡嗡响：“伍作家！俺寻摸你八天了！你写的‘四儿’，就是俺孙儿！他今儿个天不亮就蹲在咱家高粱地头，啃了半根生高粱秆子，说要尝尝甜不甜！俺琢磨着，这孩子，得让你瞅瞅！”满屋寂静。柏伦猛地抬头，瞳孔骤然收缩。那老头——是她亲爷爷。三天前，她托人捎信回去，只说“燕京有戏要演”，没敢提《红高粱》，更不敢说要演“四儿”。爷爷竟真的来了。跋涉千里，揣着一包晒干的高粱穗子，就为了让她“尝尝甜不甜”。伍六一看着老人手中那束沉甸甸、穗头饱满如血的红高粱，又看看柏伦瞬间泛红的眼眶，和她仍保持着跪姿、却微微颤抖的左手——那只手，正死死抠着晒场模型边缘的木板，指甲缝里，嵌着几粒金红的高粱籽。他忽然明白了什么。他没让老人说话，只对李振国说：“李导，通知制片主任，立刻联系山东高密县文化馆，找一位姓柏的退休老教师，请他来京协助方言指导。食宿全包，车票报销。”又转向柏伦，声音温和却不容置疑：“柏伦，今晚收拾行李。明天一早，你跟我回高密。剧本第三幕，‘火烧酒坊’，我要你亲眼看看，真正的高粱酒是怎么烧起来的。”老人咧开没牙的嘴，嘿嘿直笑，把布包往地上一蹾，哗啦倒出一把东西：干透的高粱穗、半块焦黑的酒曲、一小截被烟火熏得黢黑的高粱秆，还有两张泛黄的纸——一张是手抄的《高密县志》里关于十八年大旱的记载，另一张，是柏伦七岁时画的、歪歪扭扭的“我家的高粱地”，画纸右下角，用蜡笔写着稚嫩的字：“四儿的家”。柏伦没说话。她只是慢慢站起身，走到爷爷面前，蹲下来，接过那张蜡笔画，用拇指轻轻擦过画纸上那团歪斜的红色——那不是高粱，是七岁的她，用尽全力涂出来的、属于她的，中国红。排练厅外，晨光终于刺破云层，泼洒在中戏银杏大道上，把满树初黄的叶子照得透亮。有人小声问：“那个柏伦……到底什么来头？”没人回答。因为所有人都看见了——伍六一亲手把那支插在高粱粒里的秃笔，小心地拔了出来，用一方素净的白手帕，仔仔细细擦干净笔身，然后，郑重其事地，别在了柏伦的左胸口袋上。那支笔，歪斜着，却挺得笔直。像一株刚刚破土的、带着泥土腥气的，红高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