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亮已经很少走出藏书楼了。
不是不想走。开春的时候，他还让孙子杨宁搀着，去码头那边看过一回。新修的栈桥比旧的长，泊位多了两个，吊装架换成了铸铁的齿轮，转起来比木头的顺滑。商船靠岸的号子声此起彼伏，卸下来的货箱堆得整整齐齐。他看着那些，心里是高兴的。
但走回来之后，腿肿了三天。
七十年。他在心里算过很多遍。穿越那年他三十五，正是干得动的时候。如今三十五年过去，他把力气都花在了这片山谷里——开荒、垒墙、修渠、建城。那些石头垒起来的时候，他的骨头也在一点点耗空。
珊珊比他小两岁，身体倒还好。去年玛蒂尔达生杨宁，是她亲自接的生。三百四十七个——这是她这辈子接生的孩子总数。杨亮记得这个数字，因为那是他亲眼看着她，一个一个数出来的。
现在珊珊也不接生了，徒弟们都带出来了，她就在家写写回忆录，记记那些年用过的土方子。有时候杨宁哭闹，她抱着在院子里转，一边转一边念叨：“你爷爷当年啊，连把像样的剪刀都没有……”
杨亮听着，就想起那把磨了小折刀。
这天的阳光很好。
杨亮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一沓写满字的纸。纸是自家工坊出的，不如威尼斯进口的羊皮纸细腻，但厚实，写字不洇。他用的是鹅毛笔，蘸着自制的墨水，一笔一划写得很慢。
他在写关于水利的东西。
三十五年，他见过三次大洪水。第一次淹了菜地，第二次冲了码头，第三次差点毁了半个集市。每一次都有教训，每一次都记下来了。可他知道，等他写完了，这些教训能用的地方不多——河水会改道，河床会淤高，气候会变化。后人遇到的事，和他遇到的，不会是同一件。
但他还是写。
不是为了现在的人，是为了将来的某个人。就像他当年翻那些前人留下的笔记一样——那些写在羊皮纸边角上的字迹，告诉他土怎么改良，井怎么挖，疟疾怎么防。
门被轻轻推开。
杨保禄走进来，手里拿着个木匣。他今年四十二了，头发里也见了白丝，但走路还是快，脚步沉实。
“父亲。”
杨亮放下笔，摘下老花镜。那眼镜是马可从威尼斯带来的，镜片磨得不够平，戴久了头晕，但好歹能看清字。
“有事？”
杨保禄把木匣放在桌上。匣子是松木的，没上漆，盖子上压着火漆封缄，戳记是一枚十字架。
“从亚琛来的信。”他说，“送信的是个修士，说是……保罗神父派来的。”
杨亮的手顿了一下。
保罗。
这个名字在他脑海里转了转，才慢慢落回实处。二十多年前，那个被救的神父，在庄园待了8年。后来走了，不知道去了何处，偶尔有消息传来，但从未写过信。
“人呢？”他问。
“在外院，吃了饭歇下了。”杨保禄说，“信使说，神父本想亲自来，但时间太紧，绕路太远，只能写信。”
杨亮点点头，伸手去拿那木匣。手指碰到匣盖的时候，他忽然停了一下。
三十五年来，他接过很多信。商人的信，领主的信，主教的说客的信。但从没有一封信，让他有这种感觉——这封信，是从一个他改变了的人手里来的。
他用小刀挑开火漆，打开匣盖。里面是一卷羊皮纸，叠得很整齐，纸边泛黄，但墨迹很新。
他把羊皮纸展开，凑到窗前。
杨亮先生安好：
提笔之时，百感交集。自离开山谷，至今二十又一年矣。
当年告辞，本说常来信。谁知一路漂泊，居无定所，竟至今日。此事一直耿耿于心，望先生见谅。
这些年，我走过很多地方。沿莱茵河北上，到过弗里西亚的海边；翻过阿尔卑斯山，见过伦巴第的平原；最远的一次，随商队渡过海峡，到了不列颠岛上那个叫“英格兰”的地方——那里的人管自己的土地叫“盎格鲁人的土地”，口音很重，但待人诚恳。
每到一处，我都带着当年从山谷里学来的那些东西。烧开的水，煮过的绷带，隔离病患的规矩。起初有人不信，说这是异端邪说。后来有人活下来了，信的人就多了。
大瘟疫那几年，我在亚琛。城里城外死了很多人，教堂的墓地埋了一层又一层。我用先生教的办法，劝人隔离病患，烧掉死者的衣物，用石灰掩埋尸体。皇帝陛下听说之后，召我进宫问话。我把能说的都说了，陛下听了，沉默了很久。
从那以后，我就留在亚琛了。
这些年，陛下待我不薄。他每年召我进宫几次，有时是问医，有时是问事，有时只是坐着说话。他说我救过的人比他杀的还多。我不知道这话是夸是贬，但我知道，他是把我当自己人的。
去年冬天，陛下忽然对我说，要推举我去罗马，做枢机主教。
我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