嘴唇哆嗦了好几下，千言万语堵在喉咙口，只发出几声浑浊的“嗬嗬”声。
他低下头，肩膀抖了很久，再抬起来时，眼泪已经哗哗地淌了满脸，却咧着嘴在笑。
“陛下，草民……草民等您这句话，等了整整三年了！”
他的声音沙哑破碎，像是从胸腔最深处挤出来的，带着压了三年的委屈、愤懑与期盼。
“草民能行！草民就算豁出这条命，也替陛下把这田种好，把粮收上来！”
武松点了点头，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那肩膀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硌得手生疼，他却没松开，就那样轻轻按了片刻。
“朕信你。”
郑怀仁被抬下去后，武松又见了十几个被举荐来的能人。
有打铁半生的铁匠，有造了一辈子木活的木匠，有擅治军马的兽医，还有能亲手制出百石强弩的老卒。
他一个一个地问，问姓名，问来处，问手艺，问愿不愿意替朝廷做事，替百姓做事。
这些人里，有的紧张得话都说不连贯，有的说起本行便滔滔不绝。
武松静静听着，偶尔插一句问个细节，问完了，便点点头，说一句“留下”。
燕青在一旁执笔记录，名字记了长长一串，墨迹未干，字字都是这新生的底气。
傍晚时分，最后一个人告退，帐中终于空了下来，只剩武松和吴用两人。
武松坐在椅子上，抬手按着突突直跳的太阳穴，连日未歇的疲惫，在这一刻尽数涌了上来。
“吴先生，你说，一个月，够吗？”
吴用沉吟片刻，缓缓点头：“够。只要天公作美，无大雨涝灾，无蝗灾侵扰，无战事纷扰，一个月，足够了。”
武松忽然笑了。
那笑容很轻很淡，像冬日里好不容易穿透云层的一缕阳光，不算暖，却实实在在地亮着。
“天公作不作美，朕管不了。朕只管，把该做的事，一件一件做扎实了。”
接下来的一个月，大名府像一台被上满了发条的巨轮，轰隆隆地全速运转了起来。
郑怀仁拖着那条断腿，天不亮就出门。
两个儿子抬着他，在城外的荒地里一趟趟转，看哪块地能复耕，哪块地要修水渠，哪块地的地力足。
他常常趴在地上，用手抓起一把土，在指缝间碾碎，凑到鼻尖前闻了又闻，再捏起一点放进嘴里尝了尝土味，摇着头对儿子说：“地太干了，得挖渠，从漳河引水过来。”
他的儿子蹲在一旁，拿着纸笔，把父亲说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记了满满一本子。
城外的空地上，堆满了刚伐下来的木料。
松树、柏树、榆树，锯倒剥皮，一根根码得整整齐齐，远远望去，像一排排白森森的树干，在日光下泛着木色的光。
工匠们日夜赶工，凿榫卯、造云梯、制冲车，刨花堆得像小山一样。
城里的铁匠铺更是炉火昼夜不熄，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从清晨响到深夜，连城里的狗都听惯了，不再吠叫。
铁匠们光着膀子，浑身的汗混着黑灰往下淌，脸被炉火烤得通红。
打刀，打枪，打箭头，打铁蒺藜，抡着铁锤的胳膊酸了，就换个人接着打。
有人实在困极了，就靠在墙角站着打个盹，头一点一点的，像鸡啄米，醒了抹把脸，抄起铁锤接着干。
校场上，练兵的号子声从未断过。
从梁山一路跟来的老兄弟当了教头，教新兵怎么爬云梯，怎么结阵破城门，怎么在箭雨里冲锋，怎么在近身搏杀里保命。
这些新兵，大多是刚放下锄头的庄稼汉，刚拿起刀枪时，动作笨拙，姿势难看，却没有一个人怕吃苦。
天不亮就起身操练，一直练到天黑透了才歇。
手磨出了血泡，挑破了裹块布接着练；腿肿得像萝卜，泡完冷水第二天照旧站在校场上。
没有人叫苦，没有人退缩。
他们都知道，一个月后，就要跟着这位武皇帝北上，去打金兵，去救那些还陷在金人铁蹄下的同胞，去把那些失去的，都拿回来。
武松每天都会去看。
他很少说话，就只是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
看新兵从云梯上摔下来，顾不上拍掉身上的土，咬着牙再往上爬；看老兵忍着身上的旧伤，一遍又一遍地给新兵做示范，额头上疼得冒冷汗，也不肯歇一下；看铁匠的汗水滴在烧红的铁上，滋啦一声冒起白烟；看百姓从废墟里捡起还能用的砖瓦，一块一块地垒起来，垒成墙，垒成屋，垒成一个安稳的家。
他看着这一切，心里有什么东西在悄悄生根、发芽，像田地里的麦苗，看不见长势，却实实在在地，一天天长高，长壮。
一个月的期限，转眼就到了。
城外的麦子抽了穗，绿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