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在地上坐了多久，她终于站起来，开了灯。灯光刺眼，她眯了一下眼睛，走到客厅的茶几前，蹲下来，拉开最底下的抽屉。抽屉里放着一个旧铁盒，是那种老式的饼干盒，上面的漆已经斑驳了，露出底下生锈的铁皮。她打开铁盒，里面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几张老照片，一枚军功章，一根断了表带的手表，还有一封信。
信是爸爸留给她的。不是那种正式的遗书，就是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用圆珠笔写着几行字，字迹潦草得像是匆忙之间写下的：
“晚星，爸爸出任务去了，这次可能要很久才能回来。你要听妈妈的话，好好吃饭，好好学习，不要挑食。等你长大了，爸爸就回来了。爸爸永远爱你。”
她那时候太小了，小到以为“很久”就是几天，就是几周，就是几个月。现在她长大了，大到终于明白——爸爸说的“很久”，是永远。
她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里，把信封贴在胸口，闭上眼睛。信纸上早已没有了爸爸的味道，只有陈旧的纸浆和铁锈的气味，但她还是把它贴在胸口，好像这样就能离他近一些。
手机忽然震了。
她拿起来一看，是一条消息，来自一个陌生号码。消息只有一句话：“晚星，对不起。”
她盯着这三个字，心跳得厉害，快到她觉得自己的心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她的手在发抖，抖到几乎握不住手机。她用两只手捧着手机，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了三遍，看了五遍，看了十遍。
对不起。
三个字。一个父亲对女儿说了三个字。
她没有回这条消息。不是不想回，是不知道回什么。回“没关系”？不是，有关系，很有关系，这十年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抹平的。回“你在哪”？不能问，她知道规矩，有些东西不是她该知道的。回“我想见你”？太软弱了，她是国安的情报员，她不应该说出这么软弱的话。
她最后只回了一个字：“嗯。”
消息发出去之后，那个号码再也没有回复。她试着拨过去，提示已关机。她知道这很正常——这种号码，用一次就废了，永远不会再有人接。
她把手机放在茶几上，把铁盒里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拿出来，摊在面前。老照片上，爸爸穿着一身军装，站在一棵大树下面，笑得像个傻子。她那时候三岁，坐在爸爸的肩膀上，两只手抓着他的头发，也笑得像个傻子。
她用手指摸着照片上爸爸的脸，摸了一遍又一遍。
“爸。”她开口，声音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回荡，“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想你。”
没有人回答她。窗外的风大了些，吹得窗帘沙沙作响，像是什么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轻轻地叹了口气。
第二天一早，陆峥到指挥部的时候，夏晚星已经在了。
她坐在自己的工位上，面前摊着一堆文件，手里拿着一支笔，正在上面写写画画。她的状态看起来和平时没什么两样——头发扎得整整齐齐，衣服穿得干干净净，脸上的表情是那种标准的、不带任何情绪的工作状态。
但陆峥注意到，她的眼睛下面有两团很淡的青黑色，像是没有睡好。
他没有说什么，走到自己的工位上坐下，打开电脑。两个人隔着三张桌子的距离，各自做各自的事，谁也没有先开口。
过了大概十分钟，夏晚星站起来，走到陆峥的工位旁边，把一份文件放在他面前。
“这是昨晚我整理出来的，关于青云路老邮电局的资料。”她的语气很公事公办，“地面三层是邮政博物馆，地下一层是抗战时期修建的地下通讯中心，1949年之后被废弃，后来被市政府列为保护建筑，但一直没有对外开放。地下部分的入口在老邮电局的东北角，被一扇铁门封住了，钥匙在博物馆馆长手里。”
陆峥翻开文件，一页一页地看。资料很详细，不仅有建筑结构图，还有地下通讯中心的平面图，甚至连当年修建时的施工记录都找到了。他抬起头看了夏晚星一眼——这些东西，不是一个晚上能整理出来的。她昨晚大概根本没有睡。
“辛苦了。”陆峥说。
夏晚星没有接这句话。她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照片，放在最上面。照片拍的是一个老人的侧脸，头发花白，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手里拿着一串钥匙，正在开一扇门。
“博物馆馆长叫刘长河，六十三岁，退休前是江城邮电局的副局长，退休后被返聘到博物馆当馆长。老邮电局的人说，这个人性格古怪，不爱跟人打交道，但做事极其认真，地下通讯中心的钥匙他从不离身，连打扫卫生都是自己亲自去，不让任何人进。”
陆峥拿起那张照片，仔细看了看。照片上的老人看起来很普通，就是一个退了休的、闲不住的老头，非要找个事情做，不然浑身难受。但陆峥注意到一个细节——刘长河开门的那个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