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莱桑德罗斯在前往申诉处的途中，第一次注意到街谈巷议的变化。两个提着水罐的妇女在公共喷泉边交谈，声音清晰可闻：
“……我邻居真去了，问屋顶漏雨的事。三天后就有工匠去看，说是公共建筑维护名单上有遗漏，现在已经登记上了。”
“这么快？我丈夫的工钱拖欠了两个月，去申诉处说了，昨天收到通知，让他们去港口办公室领一半。说另一半下周解决。”
“总比没有强。以前连门都找不到。”
这不是对申诉处的狂热赞美，而是一种务实的认可：它不完全解决问题，但提供了某种可见的进展。在雅典政治信任几乎破产的时刻，这种“可见性”本身就具有价值。
莱桑德罗斯同时注意到，街角出现了一些新的标记。这次不是在石头上刻划，而是用炭笔在墙壁上写的数字：4、7、Ⅺ。看似随意，但位置选择有规律——都在公共建筑的转角处，离地面约一人高。
尼克之前建立的标记档案已有十七种不同符号，这些数字是新的变体。莱桑德罗斯取出炭笔和陶片，临摹下来，标注位置和时间。
一、申诉处的调整
申诉处内部正在经历快速调整。最初三天接待了超过两百名申诉者后，志愿者们发现了流程中的问题。
“太多重复申诉，”中级审核员小组负责人、退休法官梅利托斯汇报，“比如粮食配给问题，有三十七人单独申诉，内容相似。逐个记录和处理效率太低。”
索福克勒斯提议：“可以合并同类申诉，建立标准处理流程。但必须保留每个申诉者的独立记录，确保每个人的声音都被计数。”
莱桑德罗斯补充：“还要防止被利用。如果安提丰派一百人来申诉同一个次要问题，就会耗尽我们的资源。”
他们制定了新规则：对于内容相似的申诉，建立“群组档案”，合并调查，但保持每个申诉者的独立身份记录。同时设置每日接待上限，优先处理新类型问题或紧急情况。
这天上午，申诉处遇到了第一个敏感案件。申诉者是位中年商人，叫德莫多科斯，他指控财政官员菲洛克拉底（雅典）索贿。
“我的商船从塞浦路斯运来铜锭，在比雷埃夫斯被扣押，说文件不全。”德莫多科斯声音低沉但坚定，“菲洛克拉底的手下暗示，如果支付‘加速处理费’，文件问题可以解决。我要了收据，他们不给，说是‘非正式服务费’。”
接待员记录后，将案件标记为“高优先级”和“高风险”，直接转交给莱桑德罗斯和索福克勒斯。
“菲洛克拉底是安提丰的人，现在还在软禁中，”莱桑德罗斯低声对索福克勒斯说，“但听证会后，他的具体职务没有被撤销，只是‘暂停行使权力’。”
索福克勒斯点头：“这是联合政府妥协的模糊地带。理论上他仍是财政官员，实际上被限制行动。但如果他的手下仍在运作，就可能意味着……”
“意味着他仍能通过代理人施加影响，或者安提丰在保护他的权力网络。”
他们决定谨慎处理。首先，要求德莫多科斯提供尽可能多的细节：时间、地点、涉及人员相貌特征、对话内容。其次，不直接指控菲洛克拉底本人，而是调查“财政官员下属的可能不当行为”。最后，将案件通报给安东尼将军，因为涉及公职人员行为，可能需要公共安全员协助调查。
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既要调查可能的**，又要避免被指责为政治迫害；既要维护申诉处的公信力，又要考虑联合政府的内部稳定。
午后，另一个敏感案件出现：三个码头工人集体申诉，指控港口调度员在船只停泊权分配中偏袒特定船主，而该船主据称与安提丰有商业往来。
“同样的货物，同样的吨位，‘幸运号’总能拿到最好的泊位，装卸优先，”工人代表说，“而我们服务的船经常被安排到偏远泊位，延误卸货，导致货物变质。船主损失，就克扣我们工钱。”
这个案件触及了安提丰控制的另一个关键领域：港口物流。莱桑德罗斯意识到，申诉处正在不可避免地接近雅典权力结构的核心网络。
二、药房的网络
卡莉娅的医疗网络在申诉处开放后变得更加活跃。她发现，许多病人来看病时，会顺便询问申诉事宜，或者提供相关信息。
这天下午，一位老陶匠来治疗关节痛，包扎时低声说：“祭司大人，我作坊隔壁的老菲隆，您记得吗？腿脚不好那个。”
卡莉娅点头：“记得。他怎么了？”
“四天前晚上，有人敲他的门。他开门后，被带走了。到现在没回来。”老陶匠声音几乎听不见，“他儿子去问，公共安全员说‘协助调查’，但不说哪里调查，多久回来。老菲隆……两个月前在公民大会上，骂过安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