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关怀，在满纸“代圣贤立言”的科举文章中，是极为罕见的。
第二场考试紧接着开始。
这一场考的是论一道、判五条、诏诰表内科一道。
相比于第一场的“经义”，这一场更侧重于考生的实际行政能力——论考察的是对时政的看法。
判考察的是对法律条文的掌握，诏诰表考察的是公文写作能力。
论的题目是：“论盐铁之利与民争利之害。”
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盐铁专卖，是大乾朝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之一。
朝廷将盐铁的经营权收归国有，垄断价格，以此获取巨额的利润。
但这项政策从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巨大的争议——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与民争利”的政策，朝廷赚的每一文钱，都是从百姓的口袋里掏出来的。
李易看到这个题目时，心中微微一动。
出这道题的人，要么是一个极度迂腐的书呆子，要么是一个别有深意的明白人。
因为这道题表面上是在讨论盐铁政策，实际上是在拷问整个朝廷的财政伦理——国家和百姓之间，到底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他没有犹豫太久，提笔便写。
他先引述了《管子》中“利出于一孔”的论述，说明盐铁专卖的理论来源。
又引述了汉代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与大夫的辩论，指出这项政策自古以来便争议不断。
然后，他将笔锋一转，开始分析当下的现实：
“今之盐铁，其利十倍于古。官鬻之价，高于私贩数倍，而盐质之劣，又远逊于私。百姓不得不食，不得不铁，故虽明知其害，亦只能仰受其剥削。
朝廷以此充边饷、备灾荒，固有其不得已之处。然利之所在，奸宄丛生。私贩横行，官商勾结，上下其手，中饱私囊。朝廷所得者十之三四，而官吏所蠹者十之六七。名为国利，实为民害。”
这一段写得极为犀利。
他不仅指出了盐铁专卖对百姓的剥削，更揭露了其中的**——朝廷名义上赚了钱，实际上大部分利润都被官吏贪污了，真正落入国库的不过十之三四。
但他同样没有让文章停留在“批判”的层面。他接着写道：
“夫利者，天下之公器，非一人之私物也。朝廷欲富国强兵，不可无利；然取利之道，当以不伤民为本。
盐铁之利，与其使官吏中饱，不若稍弛其禁，许民间经营，而朝廷收其税。如此，则民得实惠，国不失利，而贪蠹之弊亦可稍减。此所谓两利之法也。”
这段话的核心思想是：与其让朝廷垄断经营、官吏趁机贪污，不如放开一部分管制，允许民间经营，朝廷只收取税收。
这样百姓得到了实惠，朝廷也没有损失财政收入，税收代替了垄断利润，而贪污的空间也被压缩了。
这是一个典型的“自由经济”思路，放在大乾朝的语境下，几乎是一种颠覆性的主张。
但李易将其包装在“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传统话语之中，让它看上去不那么激进。
判五条考的是对《大乾律》的掌握。
李易前世虽然没有系统学过中国古代法律，但这半年来他将《大乾律》通读了三遍。
重要条款几乎都能背诵。五条判词他答得中规中矩，虽然没有太多亮点，但胜在准确无误。
诏诰表内科，他选了一道“拟汉帝求贤诏”。
这个题目对他来说简直是送分题——他前世在机关里写了无数公文，对这种官方文书的格式和语气再熟悉不过。
他模仿汉代诏书的古朴文风，写了一道洋洋洒洒的求贤诏。
既有“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的名句引用，又有“朕之不德，无以至此”的自我检讨，格式规范，文辞典雅，堪称范文。
第二场考试结束时，李易明显感觉到周围考生的状态比第一场结束时更加疲惫。
有人面色灰败，有人双眼通红，还有一个考生在交卷时突然晕倒，被吏员抬了出去。
据说是三天只睡了不到六个时辰，身体扛不住了。
李易倒是还好。
他前世习惯了高强度的工作节奏，这几天的考试虽然辛苦，但对他来说还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他抓紧时间睡了一觉，养精蓄锐，准备迎接第三场考试。
第三场考试，考的是策问五道。
策问，是乡试中最具“现实意义”的部分。
考官提出五个关于时政的问题，要求考生作答。
这些问题往往涉及当下的国计民生、边疆防务、吏治整顿等重大议题。
考察的是考生对现实政治的了解和思考能力。
今年的五道策问，涉及漕运、边防、吏治、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