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道题都不好答——如果没有对现实政治的深入了解，单凭书本上的死知识，根本写不出像样的答案。
李易逐一看完五道题目，心中大致有了数。他将注意力放在了第五道策问上。
这道题问的是“蜀中教化之道”，即如何在巴蜀地区推行教化、移风易俗。
这是一个与他的切身经历密切相关的问题。
他自小生活在龙门镇。
亲眼看到了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
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连基本的温饱都无法保障，又谈何教化？
他写道：
“夫教化者，非空言也。民有恒产，而后有恒心；有恒心，而后知礼义。今蜀中百姓，终岁勤苦，而不得一饱。稚子有冻馁之虞，老者无棺椁之备。方是时也，而欲以诗书礼乐化之，譬犹驱饥民而谈钟鼎，对饿殍而论俎豆，不亦迂乎？”
这段话的意思很直白：教化不是空谈。
百姓有了固定的财产，才会有固定的道德观念；有了固定的道德观念，才会懂得礼义廉耻。现在蜀中的百姓，一年到头辛勤劳作，却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
小孩子担心受冻挨饿，老人死了连棺材都买不起。在这个时候，你想用诗书礼乐去教化他们，就像是在饥民面前谈论钟鼎，对着饿死的人谈论祭祀，这不是太迂腐了吗？
他接着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故为政者欲兴教化，必先使民有以养。薄赋敛、省徭役、劝农桑、兴水利，使民衣食足而仓廪实。然后设学校、明礼义、正人心、厚风俗。此所谓先富后教，循序而进也。”
“先富后教”——这是《论语》中孔子提出的思想。
李易将其化用在这里，既符合儒家经典，又切中了蜀中的现实问题。
他的主张是：先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再谈教化。如果连饭都吃不饱，教化就是一句空话。
这个思想内核，在二十一世纪看来是常识，但在大乾朝的科举考场上，却是一种极为大胆的“现实主义”立场。
因为传统的科举文章，往往倾向于将“教化”视为一种独立于物质条件之外的东西——仿佛只要皇帝圣明、官员清廉、百姓听话，天下就能大治。
李易的文章，从根本上打破了这种幻想。
他写完五道策问时，第三场考试也接近了尾声。
最后一项，是诗词题。
乡试中也考诗赋，但比重不大，通常放在每场考试的末尾，作为“余兴”项目。
今年的诗词题有三道，考生任选其一作答：
其一，以“秋日赴阙”为题，作五言律诗一首。
其二，以“锦江夜泊”为题，作七言绝句一首。
其三，以“咏史”为题，作古风一首，不限韵。
李易扫了一眼三道题目，几乎没有犹豫，便选了第三道——咏史。
不是因为他不会写律诗绝句，而是因为他觉得，在这种场合下，一首有分量的咏史诗，比任何山水景物诗都更能打动人。
咏史，咏什么历史呢？
他想了想，决定咏蜀汉。
蜀汉是巴蜀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也是最能激起蜀人情感共鸣的题材。
诸葛亮、刘备、关羽、张飞——这些名字在巴蜀大地家喻户晓，他们的故事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血液之中。
但李易不想写一首普通的咏史诗。
那种“丞相祠堂何处寻”式的感怀，虽然动人，却太常见了。
他想写一首更有深度的诗，一首能在咏史的外壳下，包裹进他对这个时代的思考的诗。
他想到了一个人。
杜甫。
诗圣杜甫，一生颠沛流离，却在成都度过了他生命中相对安稳的几年。
他在浣花溪畔建了草堂，写下了“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的欣喜，也写下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悲悯。
杜甫的诗，从来不只是对个人命运的感怀，更是对整个时代的审视与批判。
李易决定“借用”杜甫的一首诗。
不是《春夜喜雨》，也不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两首固然是千古名篇，但与“咏史”的主题不太契合。
他选的是杜甫晚年写的一首咏怀古迹之作，这首诗虽然不如前两首那么家喻户晓，但在艺术成就和思想深度上，丝毫不逊色。
他提笔，在试卷上工工整整地写下：
《咏怀古迹·蜀相》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写完之后，他又仔细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错字，才轻轻放下笔。
这首诗，在后世被誉为“咏诸葛亮诗第一”。它的伟大之处，不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