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是二月末，长安城里却还残存着冬日最后的寒意。
朱雀大街两旁的槐柳迟迟不肯抽芽，光秃秃的枝丫在料峭的春风里瑟瑟作响。
像极了那些即将踏入贡院的举子们的心境——绷着，悬着，不知何时才能舒展。
三年一度的会试，是整个天下读书人命运的转折点。
自去秋起，各地举人便如百川归海，陆续汇集京城。
到了正月间，各州县的会馆已是人满为患，连带着崇仁坊、宣阳坊的客栈都涨了五成房钱。
茶楼酒肆里，南腔北调的口音混杂一处，谈论的无非是时文、策论、座师、房官，以及那些神神秘秘的“风声”。
但今年，这些谈论里多了一层往年没有的东西——焦虑。
真正的焦虑。
这种焦虑的源头，在一个人身上。
周道衡。
这个名字在去年腊月之前，对于大多数举子来说，不过是一个遥远的存在。
曾经的帝师，都察院左都御史，清流领袖，弹劾过无数权贵的铁面御史。
谁都知道他，但谁都觉得他跟自己的命运没什么关系。
可自从圣旨下达、周道衡被钦命为这一科会试正考官的那一刻起，这个名字就变成了一座山，沉甸甸地压在每一个举子的心头。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周道衡不是普通的考官。
他是帝师。
这是长安城里人尽皆知却极少提起的事实。
周道衡年轻时曾做过当今皇帝的侍读，在皇帝还是太子的时候，陪伴他度过了整整六年的时光。
那六年里，他给皇帝讲经史、讲治道、讲民瘼，以一个读书人最朴素的方式，塑造着一个未来帝王的价值观。
后来皇帝登基，周道衡却没有留在中枢。
他选择离开长安，去游历天下。
这一去，就是十几年。
十几年里，他走遍了大乾的每一个角落。
从江南的鱼米之乡到西北的荒漠边陲，从东海之滨到蜀中群山。
他见过最繁华的市镇，也见过最凋敝的村落。他住过知府的衙门，也睡过灾民的窝棚。
他亲眼看着这个帝国在“重文抑武”的国策下，一步步走到今天。
他看到了什么？
他看到了文官集团的权力空前膨胀，六部九卿、台谏御史、地方督抚，上下勾结，盘根错节，织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
他看到了世家大族凭借几代人的积累，把持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大部分职位，科举取士在他们手中变成了一场心照不宣的游戏。
你取我的子弟，我取你的门生，朝中有人好做官，官场有人好办事。
他看到了土地兼并愈演愈烈，世家豪强巧取豪夺，小民百姓流离失所，而朝廷的赋税却一年比一年少。
他看到了文官们高唱“仁义礼智”、大谈“圣贤之道”的表象之下，是贪腐成风、结党营私、公器私用、明哲保身。
他看到了这一切，却无能为力。
因为“重文抑武”是国策，是太祖皇帝定下的规矩，是文官集团存在的根基。
皇帝要靠文官治国，就不能不给他们权力。
给了他们权力，就必然面临权力膨胀带来的种种弊端。
这是一个死结，周道衡想了十几年，都没有想出一个破解的办法。
直到他遇到了李易。
那个在蜀州府试上用一篇八股文震惊四座的年轻人，让周道衡看到了一个他从未想过的可能。
不是从制度上改变文官集团。
那需要动祖宗之法，需要流血，需要一个皇帝都未必敢下的决心。
而是从源头上改变——从科举取士的根子上，从每一个读书人的训练上，从最基础的文风、学风、士风上，一点一点地扭转。
八股文，就是那把钥匙。
它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东西，它只是一种文体。但这种文体，有一种所有其他文体都没有的特质。
它能训练一个人严谨的思维、扎实的学问、清晰的逻辑、精准的表达。
它能淘汰那些只会堆砌辞藻、空谈义理、投机取巧的庸才，让真正有才华、有担当、有风骨的年轻人脱颖而出。
更重要的是，它有标准。
一套客观的、不以考官个人好恶为转移的标准。一篇文章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一目了然。
这就大大减少了考官徇私的空间，大大增加了寒门子弟与世家子弟公平竞争的机会。
周道衡第一次读到李易的八股文时，是在蜀州府衙的一间偏房里。
那天他刚刚结束对蜀州吏治的暗访，累得筋疲力尽，蜀州知府陆文昭给他看了一份府试的解元卷。
他记得自己看完之后，在椅子上坐了很久。
然后他对陆文昭说了一句话，“这个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