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民百姓失了土地，要么沦为佃户，要么流落他乡，要么卖儿卖女。
而朝廷的赋税，却一年比一年少。因为土地都在世家手里，他们有的是办法瞒报田产、偷逃税赋。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李易比谁都清楚。
但问题是——大多数举子，根本意识不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不是他们不聪明，而是他们的成长环境，决定了他们看不到这些东西。
那些世家子弟，从小生活在北京的深宅大院里，出门是车马，进门是仆从。他们见过的最大的“苦”，不过是冬天书房里炭火不够旺、夏天冰块不够多。
他们知道土地兼并这个词，但他们不知道这个词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一个农民失去土地之后，要带着一家老小走上几百里的路去逃荒。
意味着一个母亲要把自己的孩子卖给人家做奴婢，才能换来几斗米让其他孩子活下去。
意味着一个村庄从几十户人家变成几户人家，最后变成一片荒地。
这些，他们不知道。
他们也不想知道。
而那些寒门子弟呢？
他们或许见过民间疾苦，但他们的教育，同样不教这些东西。
他们从小读的是圣贤书，学的是诗词歌赋，练的是时文八股——注意，是“时文八股”，而不是“八股文”。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时文，是为了应付科举而写的应试文章，讲究的是辞藻华丽、对仗工整、引经据典。
而八股文——李易所写的这种八股文——讲究的是逻辑严密、论证扎实、经世致用。
两者看似相似，实则天差地别。
所以，当大多数举子看到“论土地兼并之弊与治之之道”这道题的时候，他们慌了。
不是因为他们不会写，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写。
写什么？
写圣人的教诲？
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荀子说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些都能写。
但光写这些，就够了吗？
周道衡要的不是圣人的空话，他要的是实学——具体的问题，具体的分析，具体的解决办法。
怎么抑制土地兼并？
限田？
限购？
加重田税？
还是从源头上切断世家大族的特权？
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是靠背几句圣人语录就能回答的。
李易放下笔，走到院子里，站在老槐树下。
他想起自己在蜀州的时候，跟着程夫子读书，程夫子给他讲过很多民间的事情。
田租有多重，赋税有多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一年能收多少粮食，要交多少给地主，剩下的够不够一家人吃。
这些数字，程夫子一个一个地给他算过。
他想起在来长安的路上，看见的那些流民。
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拖家带口，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
一个中年男人背着老母亲，走了几百里路，老人的脚都磨烂了，脓血糊在草鞋上，结了痂又磨破。
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瘦得皮包骨头，蹲在路边的水沟里喝水，看见李易经过，抬起头冲他笑了一下，露出缺了两颗门牙的嘴巴。
那些画面，他忘不掉。
所以他写那道策论的时候，笔下有东西。
不是空洞的议论，不是堆砌的辞藻，而是一个一个真实的画面，一个一个具体的数字，一个一个可行的方案。
他知道周道衡想要什么。
但大多数举子不知道。
这不是他们的错。
是这个时代的错。
一个把诗词歌赋放在经世致用之学上面的时代。
一个推崇“风花雪月”胜过“国计民生”的时代。
一个让读书人把最好的年华花在吟诗作对而不是了解民间疾苦上面的时代。
周道衡要踩的，就是这脚刹车。
三月初九入场，三月十二出场。
当贡院的大门再次打开的时候，数千个举子从里面涌出来，像是被洪水冲出来的泥沙。
有人喜形于色，有人面如死灰，有人一言不发地钻进马车，有人蹲在墙角嚎啕大哭。
更多的，是沉默。
那种沉默不是平静，而是绝望。
一种知道自己已经完了、却还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未来的绝望。
朱青山走出贡院的时候，脚步虚浮，脸色苍白。
他找到李易，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李易拍了拍他的肩膀，没有问考得怎么样。
有些问题，不需要问。
夏振邦倒是精神还好，虽然也瘦了一圈，但眼神里还有光。
他走到李易身边，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