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联的临时司令部就设在这“骆驼”的北峰背后。
几顶用缴获帆布和羊毛毡搭成的帐篷，背靠着山体的反斜面，从空中俯瞰，与荒原融为一体。电台的天线从帐篷侧翼伸出，伪装成枯死的灌木枝桠。马匹拴在背风的洼地里，偶尔打响鼻，声音被风吞没。
帐篷内，马灯还亮着。
长条桌是用弹药箱和门板拼成的，上面铺着那张缴获的日军远东地图，红蓝铅笔的标记已经密密麻麻。桌旁坐满了人，军装颜色深浅不一，有的还带着长途跋涉的尘土，有的肩章上别着崭新的政委标志。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连日奔波的疲惫，但眼睛清亮，腰板挺直。
这是自秋成从陕北回来后，华北抗日联军一、二、三、四、五、六及炮兵支队高级将领的首次全员齐聚。
秋成坐在主位，灰色军装的风纪扣系得一丝不苟。他的目光从左到右，缓缓扫过每一张面孔。
左手边第一位，第一支队长杨汉章。这位从江西一路打过来的悍将，脸颊被塞北的风吹得粗糙黝黑，嘴角习惯性地叼着半截没点燃的烟卷。他身旁坐着新到任的政委杨森，原红三十军参谋长，面容精瘦，眼神沉稳，正低头翻看笔记本。
第二位，第二支队长黄开湘。他身形魁梧，坐在那里比别人高半个头，双手交叠在桌上，指节粗大。身旁的政委徐行德，原红十五军团第二二五团团长，脸上有一道从额头斜到颧骨的旧伤疤，不说话时显得很凶，但此刻正侧耳倾听。
第三位，第三支队长曾春鉴。他身材中等，面容清秀，看上去像个教书先生，但认识他的人都知道，这位从红三军团走出来的老红军，打起仗来比谁都狠。他身旁的政委温志恭，原陕北红军独立第三团团长，陕北口音浓重，正低声和曾春鉴说着什么。
右手边，第四支队长余泽鸿。这位在察哈尔坚持地下斗争多年的老革命，脸上总带着一种温和的笑意，但熟悉他的人知道，那笑容底下是铁打的意志。他身旁坐着政委毕士悌——原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参谋长，黄埔军校教官出身，云南讲武堂炮科毕业，此刻正用一支红蓝铅笔在地图边缘计算着什么。
第五支队长徐策坐在余泽鸿旁边。这位原红三军团第六师的政委，面容敦厚，说话不急不慢，但条理清晰。他身旁的政委钟学高，原红一军团第二师参谋长，长征路上打出来的猛将，正闭着眼靠在椅背上，像是在养神，但手指无意识地在膝盖上轻轻敲击。
第六支队长候增坐在稍远的位置。他兼着张家口地下工作组组长，刚从敌占区赶回来，脸上还带着长途跋涉的疲惫，但眼睛亮得惊人。他身旁的政委林龙发，原红一军团第二师第五团政委，正用铅笔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着什么。
炮兵支队长吴克仁坐在长桌的另一端。这位原东北军第一一七师师长，保定军校、日本炮兵学校出身，此刻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抗联军装，腰板挺得笔直。他面前摊着一份手绘的炮兵阵地部署图，图上标注着密密麻麻的射角和距离参数。
帐篷里安静了一瞬。
秋成开口，声音不大，但每个人都听得清楚：
“都到齐了？这几个月，大家身体还好吧？”
杨汉章第一个接话，咧嘴一笑，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好着呢，司令员！小鬼子的罐头伺候着，下地跟着老百姓劳动，别提多畅快了！”
“说到下地，”秋成看着他，“没多久就得收成了。除草的工作，有没有帮老百姓做好？”
徐策坐直了身体，语气笃定：“放心吧，司令员。各辖区都安排了的，除草工作全部做完。老百姓一开始还不信，后来看我们是真干，连妇女都出来帮忙了。现在地里的庄稼，比周围鬼子占着的那些长得好得多。”
秋成点点头，目光转向杨汉章：“多伦，清空了没有？”
杨汉章收起笑容，正色道：“司令员，全部带走了。城里的粮食、物资，能搬的全都搬到了燕山里的隐蔽营地。要留下的老百姓的东西，我们一件没动，临走还帮他们把水缸挑满了。”
“牧区呢？”秋成看向黄开湘，“二支队主要活动在牧区，这几个月接触下来，情况怎么样？”
黄开湘放下交叠的双手，声音沉稳：“牧区还在接触过程中。这三个月，我们帮牧民接羔、给牲畜看病、免费发放药品，勉强让他们接受了我们的存在。但距离真正的认可，还有距离。牧民们警惕性高，对汉人武装有戒心，需要时间。”
秋成点了点头：“那就再努努力。正好，你们的政委都到了，这块工作可以交给政委们去做。你们几个——”他目光扫过杨森、徐行德、温志恭、毕士悌、钟学高、林龙发，“都是从红军里滚出来的老政工了，群众工作怎么做，不用我教。下去以后，多往牧区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