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三年五月十八日。
又是五月十八日。
陈砚的视线瞬间模糊。他抬手狠狠抹了一把脸，手背上湿漉漉的。他翻过扉页，第一页，是手绘的村地图。线条简洁，却精准无比：蜿蜒的村路，错落的房屋，蜿蜒的溪流，还有那片占据中心位置的、被特意用淡绿色水彩涂满的坡地。地图右下角，标注着：“晚砚地”。
再往后，是密密麻麻的笔记。字迹工整，内容琐碎而具体：
四月三日，晴。坡地东头第三垄，麦苗返青，叶色浓绿，有蚜虫零星出现，已用苦楝叶水喷洒。（附：苦楝叶采摘于村西老槐树南侧第三枝）
五月七日，阴转小雨。麦芒初现，穗子开始泛黄。王婶说，今年麦子灌浆足，沉。我掐了一穗，搓开，麦粒饱满，乳白，咬一口，微甜。（附：麦粒样本，夹在页中）
六月十日，大暑。抢收。全村出动。砚子的镰刀最快，一垄麦子，他割得比别人快半截。他割麦时，后颈的汗珠顺着脊沟往下淌，像一条小小的、闪亮的溪流。我递水给他，他仰头喝，喉结滚动，水珠从他下颌滴落，砸在麦茬上，洇开一小片深色。（附：麦茬照片，边缘锋利，泛着青白的光）
八月十五，中秋。坡地改种秋播油菜。砚子翻地，我撒种。他翻的地，土块细碎，平整如镜。我撒的籽，均匀得像撒盐。月亮真大，真圆，照在刚翻的黑土上，亮得晃眼。他指着月亮说：“晚，你看，像不像咱俩分着吃的那个月饼？”我笑，把最后一小块月饼塞进他嘴里。他嚼着，眼睛弯弯的，说：“甜。”
十二月廿三，小寒。雪。坡地覆雪，白茫茫一片。砚子带我去踩雪。雪很厚，踩下去，咯吱咯吱响。他走在前面，我踩着他留下的脚印。他的脚印很大，很深，我的脚印小小的，浅浅的，严丝合缝地嵌在他每一个印子里。走着走着，我忽然停下，蹲下来，用手指，把他左脚第三个脚印的边缘，细细地、一圈一圈地描了一遍。他回头，问我干嘛。我说：“记住它。”他笑了，也蹲下来，用戴着手套的手，把我刚刚描过的那圈，又加宽了一点点。雪地上，一大一小，一深一浅，两个同心的圆环，像一枚笨拙而深情的印章，盖在冬天的土地上。
陈砚的手指，久久停在“同心的圆环”那几个字上。窗外，不知何时又飘起了细雪。无声无息，纷纷扬扬，扑在窗玻璃上，又缓缓融化，留下一道道蜿蜒的水痕，像无声的泪。
他继续往后翻。笔记越来越厚，越来越密。记录着每一年的气候，每一次的播种与收获，每一株作物的生长细节，甚至还有他木工活计的进展：
二〇〇五年春。砚子做了第一把真正的木哨。用的是坡地上那棵被雷劈死的老榆树的边材。哨身圆润，哨音清越，能吹出《茉莉花》的调子。他吹给我听，我在旁边打拍子。哨音穿过麦田，惊起一群白鹭。
二〇〇七年秋。砚子用坡地边砍下的几根老槐木，给王婶家做了新门框。木纹漂亮，榫卯严丝合缝。王婶夸他手巧，说这门框能用一辈子。我想，他做的东西，大概都能用一辈子吧。
二〇一〇年夏。坡地遭遇旱情。砚子带着人，在溪流上游筑坝引水。他挽着裤腿，赤脚踩在滚烫的卵石上，指挥大家。太阳晒得他后背黝黑发亮，汗水混着泥浆往下淌。我给他送水，他接过碗，咕咚咕咚喝完，碗底朝天，对我一笑，露出一口白牙，说：“没事，地渴，咱人不渴就行。”
二〇一五年冬。大雪封山。坡地冻得像一块铁。砚子没闲着，他把坡地上那些被风刮倒的枯槐枝捡回来，劈成细条，在院子里搭了个小小的、歪歪扭扭的鸟巢。他说，等开春，会有鸟来住。果然，第二年春天，一对喜鹊就在那巢里孵出了四只毛茸茸的小家伙。它们叽叽喳喳，吵得整个村子都醒了。
笔记的最后几页，字迹变得异常缓慢，笔画略显滞涩，仿佛书写者耗尽了所有力气：
二〇二三年四月。医生说，时间不多了。我请求回家。他们答应了。 我想看看坡地。看看麦子。 麦子很好。绿油油的，像一块巨大的、柔软的绒毯。 我让司机停在坡地边。我下车，拄着拐杖，慢慢地，一步一步，走到地头。 风很大，吹得我站不稳。我扶着一根麦秆，弯下腰，把耳朵贴在冰凉的泥土上。 我听见了。 听见麦根在泥土里伸展的声音，听见蚯蚓在黑暗中穿行的声音，听见去年深埋的麦壳，在泥土深处，悄悄分解、化为养分的声音。 还听见……听见很多很多脚印，在泥土里行走的声音。 有我的，有你的，有王婶的，有李伯的……有所有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人的。 它们没有消失。它们只是沉下去了，沉进更深的土里，变成土地的一部分，变成麦子的根须，变成未来某颗麦粒里，最微小的、最坚韧的胚芽。 砚子，你看，土地记得一切。 它沉默，却从不遗忘。
最后一页，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