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在，柳德米拉·彼得罗夫娜说，她去了下诺夫哥罗德，她姐姐那里。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点点头，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站在门口，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尴尬。他曾经是这个家庭的一员，曾经叫这个女人，曾经在她生病时照顾她，曾经和她一起庆祝复活节和圣诞节。现在，他只是一个陌生人，一个不受欢迎的访客。
进来吧，柳德米拉·彼得罗夫娜最终说，我给你倒杯茶。你看起来糟透了。
公寓里弥漫着一种陈旧的气息，混合着草药、熏香和旧书的味道。墙上挂满了照片，其中许多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和安娜的结婚照，玛莎的成长照，全家在索契度假的照片。他看着那些照片，感到一种奇异的疏离感——照片里的那个人是他，但又不是他。那个年轻人微笑着，拥抱着他的妻子和女儿，眼睛里有一种他现在已经完全失去的东西。
你知道她为什么离开吗？柳德米拉·彼得罗夫娜问，把一杯热茶放在他面前。
我……我以为我知道，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说，我们之间的距离，我们的沉默，我的……我的冷漠。
柳德米拉·彼得罗夫娜摇摇头。不，尼古拉。不是因为这些。或者说，不只是因为这些。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他，她让我把这个给你，如果你来的话。她说，如果你不来，就让我烧掉它。
信封里是安娜的笔迹，那种他曾经熟悉的、略带倾斜的字体：
尼古拉：
我离开不是因为我不爱你了，而是因为那个已经变成了别的东西。它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义务；不再是一种快乐，而是一种负担。你记得你的誓言吗？我永远不会让你后悔。但你知道吗，我最后悔的，就是让你做出了那个誓言。
我们都低估了时间的重量。我们以为是一个美好的词，但它实际上是一个陷阱。它把我们锁在一起，让我们无法成长，无法改变，无法成为我们应该成为的人。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像划在玻璃上的雨痕——看似清晰，实则脆弱；看似会消失，实则永远存在。
我不怪你，尼古拉。真的。我知道你也尽力了。但有时候，尽力是不够的。有时候，我们需要承认失败，承认那些咒语已经失效，承认我们之间只是一场仓促的相遇，一段注定要在某个时刻结束的故事。
请不要找我。给我时间，也给你自己时间。也许有一天，当那些雨痕终于干涸，我们可以再次成为朋友。但现在，让我们各自走吧。
安娜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读完信，感到一种奇怪的平静。不是解脱，不是悲伤，只是一种接受——接受失败，接受结束，接受那个终于走到了尽头。
她是个好女孩，柳德米拉·彼得罗夫娜说，但她也是固执的。像她父亲。
我知道，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说，站起身来，谢谢您，柳德米拉·彼得罗夫娜。谢谢您告诉我这些。
他走出公寓，走进上佩什马灰色的早晨。街道上的行人匆匆走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地，自己的故事，自己的仓促的咒语。他想起了温室里的那个老人，想起了那扇通往1985年的门，想起了那份待如初协议。
他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没有立即回到温室。他需要时间思考，需要确保自己的决定不是出于冲动，不是出于绝望，而是出于某种更深层的、更理性的认知。
他回到了工厂，继续他的工作。日子一天天过去，秋天变成了冬天，维尔霍图里耶下起了第一场雪。他学会了独自生活，学会了在空荡荡的别墅里听自己的脚步声，学会了在周末去谢瓦斯季亚诺夫公园散步，坐在那张他和安娜曾经坐过的长椅上，看着叶卡捷琳堡河结冰。
他没有再梦见那片沼泽，也没有再见到那个老人。有时候，他甚至会怀疑那个温室里的经历只是一场幻觉，是压力和酒精共同作用的产物。但保险柜里的那份协议提醒他，那是真实的，至少某种意义上的真实。
圣诞节前夕，他收到了安娜的离婚协议书。她要求的不多——女儿的抚养权，一半的存款，那辆她一直在开的车。没有赡养费，没有财产分割的争议，没有指责，没有怨恨。只是干净利落的结束，就像她一贯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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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在协议上签了字。他的律师说他疯了，说他应该争取更多，说安娜没有权利带走那么多。但他只是摇摇头，说：让她带走她应得的。让她带走她需要的东西。
除夕夜，他独自一人在别墅里度过。他打开了一瓶珍藏多年的香槟——那是他们结婚时买的，本来打算在银婚纪念日上打开。现在，它只是一瓶过期的、发酸的液体，泡沫早已消失，只剩下一种苦涩的余味。
他坐在窗前，看着外面的烟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