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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只蟋蟀，被投入一个铁皮桶中。桶盖敞开着，但蟋蟀们从不抬头。桶底的火焰缓慢升温，从微温到灼热，从灼感到剧痛。它们开始互相攻击，用牙齿，用腿，用所有可以用于杀戮的身体部位。瓦西里在梦中是一个旁观者，一个无法出声、无法移动的旁观者，他看着蟋蟀们在滚烫的铁板上翻滚，看着它们把对方撕成碎片，看着它们在死亡的瞬间依然坚信——只要杀死对方，世界就会变凉快。
每次从这个梦中惊醒，瓦西里都会发现自己的双手紧紧攥着床单，指节发白，仿佛他自己也在参与那场残酷的厮杀。
第三周的星期二，瓦西里按照娜杰日达的要求，前往哈尔科夫核实那些债务凭证的真实性。这是一趟他不愿进行的旅程——不仅因为哈尔科夫距离彼得堡有上千俄里，更因为那个梦境在他心中种下了一种无法言说的恐惧。他开始怀疑娜杰日达·库兹涅佐娃不是一个普通的寡妇，而是一个女巫，一个用梦境作为工具的施法者。但每当这种怀疑升起，他就会想起那些金币的重量，想起察里津废墟里可能存在的，然后说服自己继续这趟荒谬的旅程。
哈尔科夫的机务段位于城市东北郊，一片被煤烟和蒸汽永久笼罩的工业荒原。瓦西里到达时是下午三点，但天空的色调已经像是黄昏——不是那种美丽的、带着晚霞的黄昏，而是一种病态的、仿佛永远无法完全入夜的浑浊时刻。
他在机务段的办公室见到了站长，一个名叫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沃尔科夫的中年男人。沃尔科夫有着铁路职工特有的面孔：被煤烟熏黑的皮肤，因长期暴露在噪音中而略显迟钝的表情，以及一双过于警觉的眼睛——那种在大型机械旁工作多年培养出来的、对危险的直觉性警觉。
索科洛夫先生，沃尔科夫的声音沙哑，像是从生锈的管道里挤出来的，我听说过您。库兹涅佐夫家的公证人。
他说库兹涅佐夫家的方式让瓦西里感到一阵寒意。那不是一种简单的提及，而是一种带着重量的、近乎诅咒的呼唤。
我是来核实一些债务凭证的，瓦西里出示了娜杰日达提供的文件副本，根据这些记录，机务段有四十七名职工欠已故的安东·谢尔盖耶维奇·库兹涅佐夫先生债务。我需要确认这些签名的真实性。
沃尔科夫没有看那些文件。他的目光越过瓦西里，投向办公室窗外——那里，一列蒸汽机车正在缓慢启动，喷出的白色蒸汽在浑浊的空气中形成短暂的、幽灵般的形状。
您知道吗，索科洛夫先生，沃尔科夫突然说，安东·谢尔盖耶维奇死前最后一个晚上，就坐在这张椅子上。他来这里不是为了讨债，而是为了……取暖。那是去年冬天最冷的一夜，温度降到了零下三十度。他说他在等一列永远不会来的火车。
瓦西里感到手中的文件变得沉重：我不明白您的意思，站长先生。 Kuz涅佐夫先生不是在事故中丧生的吗？铁路事故？
沃尔科夫终于把目光转向他。那双眼睛里有一种瓦西里在彼得堡的雾气中见过的东西——那种涅瓦河上的雾气特有的、介于真实与幻觉之间的暧昧。
事故，沃尔科夫重复这个词，像是在品味它的发音，是的，我们称之为事故。一列货运列车在察里津附近脱轨，机车爆炸，司机和司炉当场死亡。安东·谢尔盖耶维奇是司机。但索科洛夫先生，您知道最奇怪的部分是什么吗？
瓦西里摇头。他注意到办公室的温度在上升，或者只是他自己的体温在上升——一种从内部开始的、无法解释的灼热。
最奇怪的部分是，沃尔科夫压低声音，那列火车是空的。没有货物，没有乘客，甚至没有邮件。一列空火车，在凌晨三点，以超过限速两倍的速度冲向察里津的废墟。而安东·谢尔盖耶维奇——愿上帝宽恕我这么说——是一个以谨慎着称的司机。他从不超速，从不冒险，从不——
从不什么？
从不关闭机车的安全阀。沃尔科夫从抽屉里取出一份文件，推给瓦西里，这是事故调查报告的副本。官方结论是机械故障。但索科洛夫先生，我在铁路上工作了二十七年，我知道什么是机械故障，什么是——他停顿了一下，什么是被设计的事故。
瓦西里接过那份报告。纸张在他的手中发出轻微的颤抖，像是某种活物最后的痉挛。报告的内容他几乎无法阅读，因为他的视线被固定在附在报告后面的一张照片上：扭曲的机车残骸，焦黑的铁轨，以及——在画面的边缘，一个模糊的、但又清晰可辨 的轮廓——一个铁皮桶，敞开着盖子，静静地立在废墟之中。
那个桶，瓦西里听见自己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事故现场的桶——
没有人承认见过它，沃尔科夫说，官方照片里没有它，目击证人的证词里没有它，甚至——他苦笑，甚至我自己的记忆里，它也不应该存在。但索科洛夫先生，每当我闭上眼睛，我都能看见它。一个铁皮桶，敞开的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