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什么？
沃尔科夫没有回答。办公室的温度继续上升，瓦西里感到汗水从他的后背滑落，像是某种冰冷的、有生命的触手。窗外的蒸汽机车发出一声尖锐的汽笛声，那声音在瓦西里的耳中变形，变成了某种高频的、类似昆虫鸣叫的声响。
您应该见见扳道工费奥多尔，沃尔科夫突然说，转移了话题，他是安东·谢尔盖耶维奇死亡当晚的值班扳道工。他也是——他看向瓦西里手中的债务凭证副本，——也是名单上的第四十二号债务人。
费奥多尔·斯捷潘诺维奇·莫罗佐夫住在机务段后面的一排简易木屋里，那种为铁路工人及其家属建造的、在哈尔科夫的冬天里永远不够温暖的临时住所。瓦西里找到他时，这个老人正坐在门槛上修理一只捕鼠器，他的手指粗糙，动作却出奇地精细。
库兹涅佐夫家的公证人，费奥多尔头也不抬地说，我知道你会来。她派来的，那个寡妇。来收债的。
我是来核实债务凭证的，瓦西里重复着他的官方说辞，但在这个老人面前，这些词汇显得苍白无力，根据记录，您欠安东·谢尔盖耶维奇·库兹涅佐夫先生——
十二卢布五十戈比，费奥多尔打断他，我记得。一九三五年春天借的，为了给我老婆治病。她得了肺痨，需要去基辅的疗养院。我借了钱，但她还是死了。死在去基辅的火车上，就死在——他的手指停顿了一下，捕鼠器的弹簧发出清脆的声响，——死在库兹涅佐夫驾驶的那节车厢里。
瓦西里感到一阵眩晕。这不是他第一次在这个案件中遇到死亡的巧合，但每一次新的揭示都像是在他已经不堪重负的神经上添加新的砝码。
我很抱歉，他机械地说，但关于这笔债务——
我会还的，费奥多尔抬起头。他的眼睛是浑浊的黄色，像是陈年的伏特加，但不是还给她。不是还给那个寡妇。我要还给——他指向木屋内部，瓦西里顺着他的手指看去，看见墙角有一个熟悉的轮廓——一个铁皮桶，敞开着盖子，里面空空如也。
您从哪里得到那个桶的？瓦西里的声音颤抖。
它一直在这里，费奥多尔说，语气平淡得像是在谈论天气，从我搬进来的第一天起。房东说它是前一个房客留下的，那个房客是一个——他寻找着词汇，——一个收集昆虫的人。他养蟋蟀，用它们来斗赌。冬天太冷的时候，他就把桶放在炉子上加热，说这样蟋蟀会更活跃。
瓦西里走向那个桶。他的双腿不受控制，仿佛被某种看不见的引力牵引。当他俯身看向桶内时，他闻到了一种气味——一种混合着煤油、焦铁和某种难以名状的、近乎肉香的复杂气味。
他后来怎么了？瓦西里问，那个收集昆虫的人？
死了，费奥多尔说，在一个特别冷的冬天。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躺在这个桶旁边，身体蜷缩得像一只——费奥多尔停顿了一下，像一只被煮熟的虾。但奇怪的是，房间里炉火很旺，温度高得惊人。法医说他是被热死的，在零下二十度的天气里被热死了。
瓦西里直起身。他感到那个梦境正在入侵现实，那只桶——无论是彼得堡的那个，还是哈尔科夫的这个——正在成为一个通道，一个连接梦境与醒世的裂口。
费奥多尔·斯捷潘诺维奇，他努力保持镇定，关于那个死亡之夜——安东·谢尔盖耶维奇·库兹涅佐夫死亡的那一夜——您作为扳道工，有没有注意到什么异常？
老人的眼睛闪烁了一下，那种黄色变得更加浑浊，像是被搅动的泥水：异常？索科洛夫先生，在铁路上工作，异常是常态。但那一夜——他放下捕鼠器，站起身，走向瓦西里，直到他们之间的距离近得能闻到对方呼吸中的气味——茶叶、廉价烟草、以及某种更深层的、类似恐惧的酸腐，那一夜，我看见了火车。
火车？
不是那列出事的火车，是另一列。或者说，是同一列，但是——费奥多尔的手在空中比划着，试图描述某种无法被语言捕捉的景象，——但是在不同的时间里。我看见它在凌晨两点经过我的扳道房，空无一人的车厢，喷着白色的蒸汽，司机室里坐着安东·谢尔盖耶维奇，他向我挥手，像是在告别。但官方记录说，事故发生在凌晨三点，而那时候，火车应该还在二十俄里之外。
瓦西里感到温度在急剧上升，或者只是他自己的体温在失控：您告诉过任何人吗？调查人员？警察？
我告诉了站长沃尔科夫，费奥多尔苦笑，他让我喝酒，喝很多酒，然后说我产生了幻觉。但索科洛夫先生，我知道我看见的是什么。我看见的是——他的声音降到最低，近乎耳语，——我看见的是预演。那列火车在正式死亡之前，先进行了一次彩排。
彩排？
就像那些蟋蟀，费奥多尔突然说，这个词汇像一把钥匙，打开了瓦西里心中某个被紧锁的抽屉，您知道吗，索科洛夫先生，在斗赌之前，蟋蟀需要先被激怒。把它们放在温暖的铁板上，让它们感到不适，让它们把对方视为痛苦的来源。温度越高，它们咬得越狠。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