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什么？
直到它们忘记桶盖是敞开的，费奥多尔说，直到它们忘记自己本可以跳出去，本可以逃离，本可以——他的眼睛看向那个铁皮桶，——本可以看清是谁在底下点火。
瓦西里后退一步。他感到自己正在失去平衡，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那个梦境，那只桶，这些债务人的证词——它们正在编织成一张网，而他，瓦西里·彼得罗维奇·索科洛夫，一个只想安稳度日的公证人，正被这张网紧紧缠住。
我要回彼得堡了，他听见自己说，我会告诉库兹涅佐娃太太，债务凭证需要……需要进一步的核实。
告诉她，费奥多尔说，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异常清晰，像是某种被净化过的、超越了个体存在的宣告，告诉她，费奥多尔·斯捷潘诺维奇·莫罗佐夫不会偿还那十二卢布五十戈比。不是因为他不愿，而是因为他已经偿还了——用他妻子的死，用他的幻觉，用他每天晚上在这个桶旁边度过的、被噩梦折磨的时光。告诉她，债务已经结清，在另一个更古老的账本里。
瓦西里转身离开。在他跨过门槛的瞬间，他听见身后传来一声轻微的、但又清晰可辨 的声响——金属摩擦的声响，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那个铁皮桶里移动。但他没有回头。他知道，如果他回头，他会看见什么——两只蟋蟀，金色的，愤怒的，正在滚烫的铁板上互相撕咬，而桶盖，敞开的桶盖，在它们头顶上方无声地嘲笑。
第三部分：察里津的废墟
从哈尔科夫返回彼得堡的旅程是一场漫长的折磨。瓦西里乘坐的火车每经过一个车站，他都会看见铁皮桶——在站台上卖牛奶的老妇人的脚边，在行李车厢的角落里，在列车员休息室的炉火旁。它们都是敞开的，都是空的，都在无声地等待着什么。
当他终于回到彼得堡，回到他在铸造厂大街附近的小公寓时，发现娜杰日达·库兹涅佐娃正在他的门前等候。她不再穿丧服，而是换了一件深红色的连衣裙，那种颜色在彼得堡的雾气中显得过于鲜艳，近乎暴力。
您去了哈尔科夫，这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陈述，您见到了沃尔科夫，见到了费奥多尔。您看见了桶。
瓦西里感到钥匙在他的手中变得滚烫：库兹涅佐娃太太，我需要和您谈谈。关于那些债务，关于您丈夫的死，关于——他停顿了一下，——关于那个梦境。
娜杰日达的微笑没有到达她的眼睛：梦境？什么梦境，索科洛夫先生？
蟋蟀的梦境，瓦西里说，他感到自己正在跨越某种界限，从谨慎的公证人变成某种更危险、更真实的存在，两只蟋蟀在铁皮桶里，被文火加热，互相撕咬，直到死亡。自从我接受您的委托以来，我每天晚上都做这个梦。这不是巧合，库兹涅佐娃太太。您在对我做什么？
娜杰日达的笑容消失了。在那一瞬间，瓦西里看见了她面具下的真实——不是邪恶，不是恶意，而是一种更深层的、近乎绝望的东西。一种被继承的、无法摆脱的诅咒。
进来吧，她说，从门前让开，不是进您的公寓，而是去另一个地方。是时候让您看看真相了——全部的真相，而不仅仅是那些可以被公证的文件。
她带着瓦西里穿过彼得堡的街道，穿过那些他以为熟悉的、却在这一刻变得陌生的街区。他们经过冬宫广场，那只惯常在他马车上空拉屎的乌鸦今天缺席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奇怪的寂静——一种连鸽子都停止了咕咕声的、被压抑的寂静。
他们最终到达的是莫斯科火车站——不是那个宏伟的、有着青铜雕像和彩色玻璃的新站，而是旧站遗留下来的一部分，一个被遗弃的、即将被拆除的货运站台。站台上停着一列古老的蒸汽机车，那种革命前的型号，烟囱上还有着沙皇时代的双头鹰徽章——当然，已经被锤子和镰刀覆盖，但在剥落的油漆下，鹰的轮廓依然隐约可见。
北方号娜杰日达说，她的手抚摸着机车冰冷的车身，一九一七年之前，它运行彼得堡到察里津的线路。我父亲——我真正的父亲，不是那个在梁赞死于酗酒的农夫——是这列火车的司机。他在一九一八年的一次中丧生，就在察里津附近，就在——她看向瓦西里，——就在那座被烧成白地的庄园旁边。
瓦西里感到机车在他的触摸下变得温热，不是金属的冰冷，而是某种近乎生物的体温：您是说，安东·谢尔盖耶维奇·库兹涅佐夫不是您的丈夫？
哦，他是我的丈夫，娜杰日达说，在法律上，在教会记录中，在所有人的记忆里。但在真相中，他是我的同父异母兄弟。我们的父亲，老库兹涅佐夫，在革命前是一个……实验者。不是科学实验，而是另一种，更古老的实验。他相信，通过特定的条件，可以激发人类灵魂中最原始的部分，可以让文明的外衣剥落，露出下面的——她寻找着词汇，——露出下面的蟋蟀。
我不明白，瓦西里说，但他的身体明白。他的皮肤感受到那种熟悉的灼热，那种从内部开始的、无法解释的升温。
铁皮桶，娜杰日达说，她走向机车后面的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