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打开车厢的门。里面不是空的。里面装满了铁皮桶——数十个，数百个，整齐地排列在车厢的地板上，每一个都是敞开的，每一个都是空的，但每一个都散发着那种瓦西里在梦境中闻过的气味：煤油，焦铁，以及某种难以名状的、近乎肉香的复杂气息。
安东发现了这个，娜杰日达说，她的声音在封闭的空间里产生奇怪的回响，他发现了父亲的实验，发现了那些债务的真正本质。那些债务人，索科洛夫先生，他们不仅仅是欠钱的人。他们是实验的参与者，是——她停顿了一下，——是桶里的蟋蟀。
瓦西里走进车厢。他的脚步在金属地板上发出空洞的回响，像是走在某种巨大生物的胸腔里。他俯身看向最近的一个桶，发现桶底有一个微小的刻痕——一个数字：37。
三十七，娜杰日达在他身后说，这是安东的编号。他在发现真相后，试图结束这一切。他驾驶那列空火车冲向察里津的废墟，试图摧毁父亲的遗产，试图——她的声音第一次出现颤抖，——试图把我们一起烧死。但他失败了。实验有它自己的意志，索科洛夫先生。它不允许参与者轻易退出。
所以他的死不是事故，瓦西里直起身，是自杀？
是谋杀，娜杰日达说，也是自杀。是两者，也是两者皆非。在桶的运转法则里，索科洛夫先生，攻击者和受害者是同一个人。就像那两只蟋蟀——它们互相撕咬，但它们面对的敌人是同一个：脚下的火，头顶的盖，以及那个把它们投入这场荒谬斗争的、看不见的 hand。
瓦西里感到温度在急剧上升。车厢里的空气变得浓稠，像是被加热的糖浆。他看见那些铁皮桶开始变形，它们的边缘融化，流淌，重新组合成某种他无法理解的形状。
为什么是我？他问，声音在热浪中扭曲，为什么您选择我作为您的公证人？
娜杰日达笑了，那笑容中有一种瓦西里从未见过的、近乎悲伤的温柔：因为您也是一只蟋蟀，索科洛夫先生。一个谨慎的、胆小的、永远不敢抬头看桶盖的蟋蟀。但您有一样东西是其他蟋蟀没有的——您有记录的本能。您记录每一笔交易，每一个签名，每一个承诺。在父亲的实验里，记录者是最珍贵的。因为实验需要被见证，需要被传承，需要——她走向瓦西里，直到他们之间的距离近得能感受到对方的体温，——需要被公证。
她把手中的黑色笔记本递给瓦西里。那是他在彼得堡的公寓里见过的账本，但现在它变得更厚了，更重了，封面上出现了新的刻痕——不是数字，而是一个名字：瓦西里·彼得罗维奇·索科洛夫。
最后一页，娜杰日达说，是留给您的。安东的债务已经结清，用他自己的血。现在，轮到我继承遗产了——不是那些金币，不是察里津的废墟，而是这个。她指向那些铁皮桶，继续实验的义务。但索科洛夫先生，我不想成为实验者。我想成为……记录者。我想写下最后的证词，然后——她的眼睛看向车厢的通风口，那里透进一缕彼得堡的灰色阳光，——然后打开桶盖。
瓦西里翻开笔记本的最后一页。那里已经有一段文字，用他熟悉的、但更加潦草的笔迹写着：
致未来的公证人：当你读到这段文字时，实验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温度正在接近临界点。在察里津的废墟里，在父亲的庄园白地上，最后的桶已经准备好了。两只蟋蟀已经就位——不是昆虫，而是人，两个被选中的人，两个被债务、被恐惧、被继承的诅咒绑定在一起的人。他们的名字是——
文字在这里中断。瓦西里抬头看向娜杰日达，发现她的脸在热浪中变形，像是一幅被火烤化的油画。
是您和我，他听见自己说，不是疑问，而是确认，我们是最后的两只蟋蟀。
娜杰日达点头：安东试图打破循环，但他失败了。现在，轮到我们了。但索科洛夫先生，我有一个提议——不是作为实验者，而是作为……共谋者。我们可以一起写下最后的记录，一起见证实验的终结，一起——她伸出手，那只手在灼热中呈现出近乎透明的质地，——一起打开桶盖。
瓦西里看着那只手。他想起了格里戈里的故事，想起了马车夫那对巨大的、在寒风里红得发紫的招风耳。他想起了费奥多尔的话：告诉她是费奥多尔·斯捷潘诺维奇·莫罗佐夫不会偿还那十二卢布五十戈比。他想起了沃尔科夫的眼睛，那种在大型机械旁工作多年培养出来的、对危险的直觉性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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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起了梦境——那两只蟋蟀，在滚烫的铁板上翻滚撕扯，至死都坚信只要干掉对方，世界就会变凉快。
如果我拒绝呢？他问。
娜杰日达的笑容变得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