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西里感到一种奇异的平静。那种灼热依然存在，但不再令他恐惧。他拿起笔——那支他在三十年公证人生涯中一直使用的、有着磨损的象牙笔杆的钢笔——在笔记本的最后一页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我们去察里津，他说，我们去结束这个。
第四部分：白地上的火
通往察里津的旅程是一场穿越俄罗斯腹地的 沉沦之旅。不是地理上的下降——实际上，火车在翻越乌拉尔山脉的支脉时不断爬升——而是一种更深层的、精神上的沉沦。瓦西里和娜杰日达乘坐的是一列货运列车，伪装成普通货物的铁皮桶堆满了他们所在的车厢。每一个桶都是敞开的，每一个桶都在随着列车的颠簸发出轻微的、类似呼吸的声响。
娜杰日达在旅途中向瓦西里讲述了更多关于实验的真相——不是她父亲老库兹涅佐夫的发明，而是一种更古老的、可以追溯到农奴制时代的传统。在俄罗斯的广袤土地上，在那些贵族的庄园里，地主们发现了一个残酷但有效的控制手段：不是直接惩罚反抗者，而是让反抗者互相惩罚。
铁皮桶是一个隐喻，娜杰日达说，她的脸在车厢昏暗的灯光中呈现出一种非人的苍白，但它也是一个真实的装置。父亲在他的庄园里建造了第一个实验桶，用来那些不听话的农奴。他把两个有矛盾的农奴放进桶里，底下加热，然后——她停顿了一下，——然后观看。
观看什么？
观看他们忘记一切，娜杰日达说，忘记矛盾的起因，忘记地主的存在，忘记桶盖是敞开的。他们只记得痛苦，而痛苦必须有一个来源。在那种极端的环境下，最近的来源就是彼此。
瓦西里看着窗外的景色。俄罗斯的平原在夜色中延伸，无边无际，像是一个巨大的、敞开的铁皮桶。他想起了一个历史事实——或者说，是一个被官方否认但民间流传的传闻：在斯托雷平改革时期，在遥远的西伯利亚，曾经有一个集中营，那里的看守不使用鞭子，只使用一种特制的铁皮桶。两个囚犯，一个桶，一堆火。第二天早上，只有一个囚犯走出来，带着满身的伤痕和一种被净化的、近乎宗教狂热的忠诚。
实验被传承下来了，娜杰日达继续说，不是通过书籍，不是通过文件，而是通过人。每一个经历过桶的幸存者，都会成为下一个实验的执行者。这是一种……感染，索科洛夫先生。一种精神上的梅毒。安东发现了这一点，他试图打破链条，但他失败了。因为当你试图摧毁实验时，你已经成为实验的一部分。你的反抗，你的愤怒，你的——她看向瓦西里，——你的爱，都变成了燃料。
瓦西里重复这个词汇，感到一种奇异的陌生。
安东爱我，娜杰日达说，声音平静得像是在陈述天气，不是作为妹妹，而是作为女人。这种爱让他痛苦，让他疯狂，让他最终驾驶那列火车冲向毁灭。但他不知道的是，这种爱本身也是实验的一部分。父亲预见到了一切，索科洛夫先生。他在死前——在被征粮队带走前的那个夜晚——写下了最后的指令：实验的终极形式，是让参与者相信他们在反抗实验。
火车在凌晨到达察里津。这座城市在战争中几乎被摧毁，然后在斯大林的名义下重建，但重建的只是一层外壳——崭新的公寓楼，宽阔的街道，巨大的工厂——而在外壳之下，旧的伤口依然在流血。瓦西里和娜杰日达穿过城市的废墟，走向城郊的庄园遗址。
老库兹涅佐夫的庄园位于伏尔加河的一个河湾处，那里的土地肥沃得近乎黑色，仿佛被某种古老的血液浸透。当他们到达时，天刚刚亮，雾气从河面上升起，笼罩着那片白地——被烧成白地的庄园残骸。
但那里不是空的。
在废墟的中央，立着一个巨大的铁皮桶——不是车厢里的那些小型复制品，而是原始的、巨大的、足以容纳两个人的原型。桶盖敞开着，像是一张等待的嘴。桶底有微弱的火光在跳动，不是明火，而是那种瓦西里在梦境中见过的、从内部开始的暗火。
最后的舞台，娜杰日达说，她的声音在雾气中产生奇怪的回响，两只蟋蟀，一个桶，一堆火。但索科洛夫先生，记住您的承诺——我们是来记录，不是来表演。我们是来打开桶盖，不是来互相撕咬。
瓦西里走向那个桶。随着他的接近，温度在上升，但不再是那种令人恐惧的灼热，而是一种……熟悉感。仿佛他一直在等待这个时刻，这个温度，这个场景。他想起自己的一生——那个在萨拉托夫当书记员的年轻人，那个在一九二一年的冬天得到一件羊皮袄的幸运儿，那个在彼得堡的雾气中战战兢兢讨生活的公证人。他想起他记录过的每一笔交易，每一个签名，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