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做不到。因为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不是在挑战他。不是在试图证明自己更好、更值得、更完美。他只是……存在。以最简单、最粗糙、最无需证明的方式存在。
停……下……录音机里的声音变成了哀求,你……不……明白……没有……标准……没有……意义……
我……明白,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说,泪水混合着汗水从脸上滑落,我……明白……这就是……你……害怕的。不是……失败。是……无关。是……被……忽视。是……没有人……想要……战胜你……因为……没有人……在乎……你的……完美。
他掏出一把锤子——从市场买来的,木柄,铁头,最原始的工具——然后砸向那台德国录音机。
第一下,外壳凹陷,指示灯闪烁。第二下,磁带舱门崩开,黑色的磁带像肠子一样涌出来。第三下,扬声器破裂,那个完美的、扭曲的、哀求的声音终于变成了纯粹的电子噪音,然后, silence。
真正的 silence。不是那种等待被填满的寂静,而是完成的寂静。结束的寂静。
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躺在树洞里,周围是腐烂的木纤维和破碎的塑料零件。他的喉咙在燃烧,肋骨在疼痛,但他感到一种奇异的平静。那种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的雪夜里,在想起母亲的歌声时,曾经触及过一次的平静。
他爬出树洞。白夜的光线再次像稀释的牛奶一样漫进林子,但这一次,它看起来不再是那种古老的、正在发酵的液体,而仅仅是光。普通的光。足够让人看清脚下的路,但不足以揭示任何隐藏的真相。
树洞周围,那些新死的山雀尸体旁边,出现了一些动静。几只幸存的山雀,羽毛凌乱,眼神惊恐,正在试探性地靠近。它们侧着头,用一只眼睛打量那个曾经传出完美歌声的树洞,然后——在确认没有回应之后——开始用粗糙的、不完美的、带着明显个体特征的鸣叫互相交流。
没有标准。没有竞赛。只有存在的喧嚣。
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微笑着,尽管喉咙的疼痛让这笑容变得扭曲。他转身离开,没有回头。
尾声:风声
1991年冬天,苏联解体。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公寓里,通过一台黑白电视机看着这些历史性的画面。他没有感到悲伤,也没有感到解脱。那些宏大的叙事,那些关于胜利与失败、完美与缺陷、值得与不值得的宏大叙事,对他来说已经失去了吸引力。
他的喉咙留下永久性的损伤,说话声音沙哑,无法长时间交谈。但这反而成了一种筛选——只有真正重要的事情,才值得他用疼痛的喉咙去表达。
每年夏天,他都会回到卡累利阿,但不是去鬼嗓子林。那棵树在1986年之后迅速腐烂,到1990年已经完全变成了一堆长满蘑菇的朽木。他去的,是更远处的、普通的、没有被任何传说污染的白桦林。
他坐在林间,听着真正的山雀鸣叫。不完美的,多变的,带着个体特征和环境影响的。每一只都有自己的旋律,自己的节奏,自己的故事。它们不为任何标准而唱,不为任何竞赛而战,仅仅因为它们是山雀,而唱歌是山雀存在的方式。
有时候,他会想起德米特里·阿列克谢耶维奇。不是那个树洞里的怪物,而是那个曾经的小提琴教师,那个相信完美可以赢得一切、可以证明一切、可以拯救一切的年轻人。他想起斯维特兰娜·伊万诺夫娜,那个在骄傲与悲哀之间挣扎的女人,那个最终选择成为完美标准的守墓人而不是挑战者的人。
他想起那个年轻的女声,那个在磁带里把自己唱成新的标准的、不知名的女孩。她是谁?她从哪里来?她是否也曾经相信,只要足够完美,就能被选择,就能被认可,就能证明自己值得存在?
这些问题没有答案。也许永远不会有。但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学会了与没有答案的问题共存,就像学会了与不完美的声音共存。
1993年春天,他在林间遇到了一个年轻人。二十出头,背着一台日本产的便携式录音机,眼神里带着那种他熟悉的、渴望被证明的光芒。
您在录什么?年轻人问,声音里带着刻意的、想要表现出专业的语调。
风声,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回答,指了指自己简陋的苏联产设备,只是风声。
年轻人笑了,那种居高临下的、知道更多更好的事物的笑。风声?那有什么可录的?我在录山雀的鸣叫。真正的完美。您听过鬼嗓子林的传说吗?据说那里有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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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过,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打断他,我也曾经……录过。
年轻人的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