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今天第二次有人给他这个建议。费奥多尔看着那份表格，上面的字迹工整而模糊，像是一种他无法解读的密码。我要事故认定书，他说，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无论是否涉嫌犯罪，交警都应该出具事故认定书。
沃尔科夫警长的表情终于有了一丝变化，那是一种混合着惊讶与钦佩的复杂神情，像是在看一只试图挑战风车的堂吉诃德。你知道法律，他说，很好。但在罗刹国，知道法律是一回事，使用法律是另一回事。事故认定书需要双方当事人的陈述，需要现场勘查的结论，需要……他列举了一系列技术性要求，每一个都像是一道高墙，需要很多你现在无法提供的东西。
那什么时候能提供？
沃尔科夫警长沉默了很长时间。壁炉里的火焰噼啪作响，像是在窃窃私语。最后，他说：适当的时候。
费奥多尔在下诺夫哥罗德的家中度过了新年。那是罗刹国最漫长的节日，从十二月三十一日一直延续到一月十日，整个国家陷入一种酒精与虚假欢乐的昏迷。他试图忘记彼得堡大道上的遭遇，但每当闭上眼睛，那八次刹车就会像一部循环播放的默片，在他的脑海中闪现。
他的德国轿车还躺在斯摩棱斯克的修理厂里，等待着保险公司的评估。那笔评估已经进行了三周，每一次询问都得到同样的答复：正在处理中。在罗刹国，正在处理中是一种永恒的现在时，它既不指向过去，也不通向未来，只是一个悬置的、无望的状态。
一月二十七日，费奥多尔接到了沃尔科夫警长的电话。那是下午三点，阳光短暂地穿透了下诺夫哥罗德上空的阴霾，在列宁大街二十三号的窗台上投下一道苍白的光斑。
普里什金公民，沃尔科夫警长的声音听起来比三周前更加疲惫，我有消息要告诉你。
事故认定书出来了？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叹息，像是从很深的地方升起。我们两次前往斯摩棱斯克检察院，沃尔科夫警长说，两次前往州法制委员会，沟通，移送，请求指导。都被拒绝了。
拒绝了？费奥多尔感到一阵眩晕，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在罗刹国，拒绝不需要理由，就像同意不需要解释。他们说，没有违法事实。八次刹车，在他们看来，是一种驾驶风格的差异，一种主观感受的误判，一种……沃尔科夫警长似乎在寻找合适的词语，一种你在紧张状态下产生的幻觉。
幻觉？费奥多尔的声音提高了，我有行车记录仪！
行车记录仪记录的是影像，沃尔科夫警长重复了三周前的话，影像可以被解读。而解读的权力，普里什金公民，不在你手中，也不在我手中。
费奥多尔握着电话的手在颤抖。他看着窗外，列宁大街上的行人们裹紧大衣，匆匆走过，像是一群逃离某种无形威胁的难民。在罗刹国，每个人都是难民，逃离过去，逃离未来，逃离那个永远悬置的现在。
那我该怎么办？他问。
沃尔科夫警长的回答像是一把钝刀，缓慢而残忍地切割着他的希望：你可以自己去报警。斯摩棱斯克公安局，刑事侦查科。但我要警告你，普里什金公民，在罗刹国，个人报警是一种冒险。它可能打开一扇门，也可能挖出一个陷阱。而那扇门，那个陷阱，都通向同一个迷宫。
费奥多尔挂断了电话。他坐在窗边，看着阳光从窗台上消退，像是一种缓慢的、不可阻挡的死亡。柳德米拉从厨房走出来，手里端着一杯热茶，她的脸上带着担忧的皱纹，那是多年护士生涯留下的印记，见证过太多的痛苦与无奈。
怎么样？她问。
费奥多尔没有回答。他想起那个年轻人提到的儿子，米哈伊尔，在喀山大学读法律系。他想起米哈伊尔曾经说过的话：爸爸，在罗刹国，法律是一种语言，只有掌握权力的人才能流利地说它。普通人只能说方言，而方言，在法庭上是没有地位的。
他站起身，穿上大衣。我要去斯摩棱斯克，他说，自己去报警。
柳德米拉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在罗刹国，妻子们学会了沉默，那是一种比言语更古老的智慧，一种对丈夫尊严的保护，也是一种对现实的无声妥协。
斯摩棱斯克公安局位于城市的边缘，一座新建的混凝土建筑，与周围沙皇时代的建筑形成鲜明的对比。它像是一个来自未来的入侵者，一个不受欢迎的预言，宣告着某种冷酷的、不可逃避的秩序。
费奥多尔在刑事侦查科的接待处等待了四个小时。等待是罗刹国官僚体系的核心仪式，一种通过消耗时间来消磨意志的艺术。他看着墙上的电子钟，数字跳动，像是一种缓慢的、有节奏的折磨。他看着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