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朔日，杭州。
靖海侯总督府签押房内，灯火通明至深夜。
陈恪负手立于巨幅东南海防舆图前，目光一寸寸掠过从辽东到广东的漫长海岸线。
图上密密麻麻标注着卫所、水寨、烽堠，以及近些年新建的炮台与了望塔。
徐渭侍立一侧，面色凝重，手中捧着一叠刚刚整理完毕的文书。
“侯爷，”徐渭低声开口，声音在寂静的书房里显得格外清晰，“各镇新军主将、水师将领，共计三十七人，皆已接到密令。按八百里加急传递，最迟五日内，当可悉数抵达杭州。”
陈恪没有回头，只是淡淡“嗯”了一声。
“朝中那边……”徐渭略一迟疑，“如此大规模的将领集结，恐难完全遮掩。京师耳目，不日必有所闻。”
“让他们看清楚。”陈恪的声音平静无波，却透着一种冰封般的决绝，“本督以倭海防吃紧为由，召集麾下将领议事，商讨防务部署，乃职责所在，名正言顺。张江陵若问，这便是答复。”
徐渭默然。
他太了解眼前这位靖海侯了——行事看似狂飙突进，实则步步为营。
此番突然召集东南新军所有高级将领，表面理由固然充分，但其真实意图，恐怕远非“商讨防务”四字所能涵盖。
这无疑是一步险棋，更是一记重锤。
一旦消息传出，朝野必将哗然。
三十余名手握实兵的将领齐集杭州，这等阵仗，自大明开国以来，除了太祖、成祖用兵时期，何曾有过？
在文官集团眼中，这已是近乎“聚将图谋不轨”的僭越之举。
但陈恪就这么做了，做得干脆利落，毫无遮掩之意。
“文长，”陈恪忽然转身，目光落在徐渭脸上，“你说，张太岳听闻此事，会作何想？”
徐渭沉吟片刻，缓缓道：“以张江陵之智，初闻必惊疑。然其性刚愎，自视极高，又新掌大权，正欲立威。依我浅见，他多半会认为……侯爷这是在虚张声势，以武慑文，迫朝廷在高拱案及东南新政诸事上让步。”
“虚张声势？”陈恪嘴角勾起一抹难以捉摸的弧度，“说得好。本督就是要他这般想。”
他走回案前，提起狼毫，在一张空白奏疏折子上写下数行小字，随即合拢，递给徐渭：“这道奏疏，三日后发往京师。内容很简单——据报，倭寇残部与南洋新崛起的‘红毛夷’海盗勾结，有袭扰东南沿海之意。为保海疆无虞，本督已召各镇将领至杭州，重新划分防区，调整布防。请朝廷知悉。”
徐渭接过奏疏，心中凛然。这道折子一发，便是将事情彻底摆到了明面上。
先斩后奏，事后报备——靖海侯用最坦荡也最强硬的方式，告诉北京城：东南的兵，我说动，就能动。
“另外，”陈恪补充道，“水师那边，俞大猷、俞咨皋父子，务必请到。他们如今镇守闽浙海疆，位置关键。”
“俞家父子已接到钧令，正在赶来途中。”徐渭答道，稍顿，又低声道，“侯爷，俞家……毕竟与胡部堂渊源极深。胡部堂那边……”
陈恪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本督自有分寸。你去吧，按计划行事。”
他知道，这一步踏出，便再没有回头路。
但他更知道，有些路，非走不可。
而靖海侯陈恪以“倭寇复起，调整防务”为由，紧急召集东南新军及水师所有高级将领齐聚杭州议事——这道消息，几乎在陈恪的奏疏尚未抵达通政司之前，就已通过各种隐秘渠道，在东南官场、士林乃至商贾圈中飞速传播。
惊疑，恐慌，揣测，兴奋……种种情绪在暗流中激荡。
寻常百姓或许只道是侯爷又要打倭寇了，议论几句便罢。
但在稍有见识的人眼中，这件事透着天大的不寻常。
三十余名将领！几乎囊括了东南五省所有一线统兵官！
其中不乏如戚继光、刘显、俞大猷这等威名赫赫的宿将，更有陈恪一手提拔、在平定南洋、扫荡倭寇中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将领。
这么多手握重兵的武人齐聚一地，想干什么？
苏州，拙政园。
一场小范围的士绅聚会，气氛压抑得令人窒息。
“陈恪这是要反啊！”一个干瘦的老者拍着桌子，胡须颤抖，“聚将，聚将！自古只有谋逆造反，或是朝廷有大征伐，才会如此大规模地召集将领！他一个总督，凭什么？”
“王老息怒。”旁边一位中年士绅相对冷静些，但脸色同样难看，“他用的名目是‘防倭’、‘调整防务’，表面文章做得十足。朝廷……朝廷现在恐怕也拿他没办法。”
“防倭？骗鬼呢！”另一人冷笑，“南洋都被他打穿了，倭寇早在嘉靖末年就被打得七零八落，这些年偶有小股流窜，何须如此兴师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