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言，慎言！”有人连忙制止，“隔墙有耳。如今这东南，到处都是总督府的耳目……”
“怕什么？”那冷笑之人反而提高了声音，“他陈恪敢做，还怕人说？要我说，张相爷早就该动手了！这等权奸，留在东南，迟早是心腹大患！”
“可他有兵啊……”有人弱弱地提醒，“新军十万，皆是他一手打造，器械精良，悍不畏死。水师纵横南洋，所向披靡。真要闹起来……”
这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沉默了。
是啊，陈恪有兵。
不仅有兵，还有钱——市舶司的海贸利银如长江之水滚滚而来。
还有势——英国公为首的勋贵集团与他同气连枝，东南新兴的工商势力更是与他利益捆绑。
这样的陈恪，若真有不臣之心，朝廷……挡得住吗？
一种深切的无力感和恐惧，悄然攥住了在场每一个人的心。
类似的情景，在松江、在常州、在南京、乃至在广州、福州，凡是有士绅聚集之处，皆在上演。
恐慌如同瘟疫般蔓延，许多人开始暗中转移资产，将子弟送往北方或内地“游学”，甚至悄悄与朝廷派来的官员接触，试图为自己留条后路。
北京，紫禁城，文渊阁。
张居正面沉如水，端坐在首辅值房那张宽大的紫檀木公案后。
案头，堆叠着两份文书。
一份是通政司刚刚送来的、陈恪关于召集将领调整防务的奏疏抄本。
另一份，则是东厂和锦衣卫通过不同渠道，几乎同时送来的密报，内容大同小异——靖海侯陈恪，于十月初，以倭患为由，召集东南新军、水师主要将领三十七人，齐赴杭州。
目前，各将正陆续抵达。
值房内炭火温暖，但空气却仿佛凝固了。
次辅赵贞吉坐在下首，眉头紧锁。
他对面坐着新任兵部尚书方逢时，以及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瓒。
几人皆是张居正的心腹都是近期提拔的干将，此刻被紧急召来议事。
“都说说吧。”张居正终于开口，声音平稳，听不出喜怒，“陈子恒这是意欲何为？”
赵贞吉与方逢时交换了一个眼神，率先开口：“元辅，陈恪此举，太过骇人听闻。三十七将齐聚，这已非寻常防务商讨，几同‘会盟’！其心叵测，不得不防。”
“防？如何防？”兵部尚书方逢时苦笑，“东南新军，自成体系，兵部堪合几同虚设。将领升迁、粮饷调配、驻地布防，皆由总督府一言而决。如今这些将领齐聚杭州，若陈恪真有异心，一声令下，东南顷刻易帜！朝廷……鞭长莫及。”
“他敢！”左都御史陈瓒须发皆张，厉声道，“陈恪深受国恩，两朝简拔，官至侯爵、太子太师，总督五省，可谓人臣极致！他若敢行悖逆之事，便是自绝于天地，天下共讨之！老夫不信，他麾下将士，个个都愿跟着他造反！”
“陈总宪所言，自是正理。”张居正缓缓道，目光扫过众人，“然则，陈恪非莽夫。他既敢如此大张旗鼓，必有依仗，亦有所图。诸位试想，他若真要反，会如此大张旗鼓，唯恐天下不知吗？”
赵贞吉目光一闪：“元辅的意思是……”
“虚张声势。”张居正吐出四个字，语气笃定，“陈恪这是在向我，向朝廷示威。高拱下狱，朝中清洗，他连上三疏，皆被留中或驳斥。他坐不住了，故以此等激烈手段，彰显其在东南的权威，逼迫朝廷在东南新政、乃至高拱案上让步。”
他拿起陈恪的奏疏抄本，轻轻掂了掂：“你们看，他的理由找得多好——‘倭寇复起，调整防务’。冠冕堂皇，无懈可击。我若以此问责，他大可推说军情紧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若强行阻止将领赴杭，便是干涉前线军务，贻误战机之罪，他可担不起。”
“可难道就由着他如此肆意妄为？”陈瓒愤然道，“此例一开，各地督抚皆效仿之，朝廷威信何存？”
“自然不能由着他。”张居正放下奏疏，眼中寒光一闪，“但眼下，绝非与他硬碰之时。高拱案尚未了结，朝局初定，北边蒙古、女真亦不平静。此时与陈恪彻底撕破脸，东南必乱，国本动摇。”
他顿了顿，目光变得深邃：“陈恪以为，手握重兵，掌控财赋，便可挟东南以令朝廷。但他忘了，他的一切，皆来源于‘大明靖海侯’这个名分。失了这名分，他便什么也不是。他要聚将，便让他聚。他要示威，便让他示。我们只需冷眼旁观，静待其变。同时……”
张居正看向赵贞吉和方逢时：“加大对东南文官体系的渗透，尤其是钱粮、刑名、科举教化之处。拉拢那些与陈恪新政利益不深，或对其跋扈早有不满的士绅。在朝野舆论上，继续塑造其‘专权’、‘与民争利’、‘败坏士风’之形象。温水煮蛙，方是上策。待其内部生变，或朝廷掌握其确凿不法证据，再行雷霆一击，方可竟全功。”
赵贞吉等人闻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