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大队仪仗，没有奢华的排场，就像任何一个寻常赴任的年轻官员。
一路东行，过郑州，入汴州地界。初夏的田野，麦浪已泛起微黄。沿途所见，有屋舍整齐的村落，也有衣衫褴褛的农夫在田间劳作。
车马经过市镇，能听到喧嚣的叫卖声，也能看到蹲在墙角乞讨的孤老。这一切，与洛阳的繁华、宫廷的肃穆截然不同，鲜活而又复杂地展现在这位少年亲王面前。
抵达汴州治所浚仪城，刺史高谦果然率领州中主要属官在城外迎接。礼节一丝不苟，周到客气。
高谦是个四十多岁、面相儒雅的中年人，说话不疾不徐，态度恭敬却不过分热络，只在介绍州中情况时，目光会不经意地扫过李显年轻的面庞，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
“齐王殿下远来辛苦，下官已在馆驿备下薄酒，为殿下接风。殿下且先歇息，州中一应文书案卷，下官已命人整理，稍后便送至殿下处，供殿下阅览。”高谦拱手道。
“有劳高使君。”李显依礼回谢，言行举止尽量符合一个初来乍到、虚心学习的年轻官员身份，既不过分谦卑，也无天家骄矜。他牢记母亲“多看多学，少出风头”的叮嘱。
接下来的日子，李显便以长史的身份，在刺史府中开始了他的历练。
高谦并未因他身份特殊而将他供起来，而是真的将一些不那么紧要却又涉及方方面面的公务分派给他，比如核对部分夏税簿册，审阅一些往来公文，参加州中的晨会，听取各曹汇报。
数日后，李显第一次跟随高谦升堂，旁听审理一桩民间田产争讼。
原告是个干瘦的老汉，姓陈，声称邻居王二侵占了他家田头三尺宽的垄沟。被告王二是个黑壮的汉子，梗着脖子说那垄沟历来便是两家共用，陈家祖上还曾以此沟为界，让出过一尺。
双方各执一词，都找了乡邻作证，证人们说法也不一，有的偏向陈家，有的帮王二说话，还有的含含糊糊。公堂上吵吵嚷嚷，各说各的理。
高谦端坐堂上，听着双方和证人的陈述，偶尔发问，语气平淡。李显坐在侧后方的书记席位上，面前铺着纸笔，负责记录堂审要点。
起初，他还觉得这案子简单，看那王二言辞粗鲁，面目凶悍，便下意识觉得是他欺压邻舍。
可听着听着，李显发现事情并不简单。陈家老汉虽看似可怜，但提及多年前的田契细节时，眼神闪烁，语焉不详。王二虽粗鲁，但提到当初陈家让地一事，却有另外两个老证人佐证，时间、人物都能对上。
高谦问及当年丈量田亩的里正，那老里正早已过世，其子也被传来，却是一问三不知，只说当年父亲办事，他年纪小，记不清了。
案子审了小半个时辰，越审越乱。李显听着那些琐碎的争吵、前后矛盾的证词，只觉得头昏脑涨，太阳穴突突地跳。他几次想开口，按自己的直觉判断，话到嘴边，又强行咽了回去。
他想起母亲“慎言”的叮嘱，想起高刺史那平静无波的脸，想起这看似简单的田土之争背后可能牵扯的乡里人情、陈年旧账。
最终，高谦并未当堂宣判，只是将双方暂时分开，命书吏将今日堂上证词整理清楚，三日后再审。宣布退堂。
回到后衙，李显心中烦闷，又有些茫然。他本以为凭自己所学，至少能看出些端倪，没想到真面对这些鸡毛蒜皮的民间纠纷，竟觉得无从下手。
他在回廊下站了片刻，看到那位负责刑名的老司法参军正夹着一摞卷宗走过，心念一动，快步追了上去，拱手道：“张参军留步。”
张参军年近五十，面容清瘦，留着三缕花白的胡须，见是齐王，连忙停下还礼：“殿下有何吩咐？”
“吩咐不敢当。”李显态度诚恳，“方才堂上那桩田土讼案，我听得有些糊涂，想向参军请教一二。此类纠纷，通常如何判断？我看双方似乎……各有道理？”
张参军显然有些意外，这位年轻亲王竟会主动向他这个老刑名请教这等琐碎案子。
他打量了李显一眼，见对方神情认真，不似作伪，便捻了捻胡须，道：“殿下垂询，下官便唠叨几句。此类田土细故，最是难断。
因时日久远，人证物证往往不全，双方又各执一词。表面看是争地，实则常常牵扯旧怨、人情，甚至家族面子。
今日这案子，陈家看似势弱，但其子前年曾与王家因水源有过争执；王家那王二，虽粗蛮，但其堂兄是乡中耆老，颇有些声望。
高使君不当堂决断，正是要再查访，既要看田契旧档，也要暗中访查乡里真正知情的老者，看看当年陈家让地之事是否属实，那垄沟旧界究竟何在。
有时候，是非对错倒在其次，如何判罚能让双方勉强接受，不再继续纠缠，息事宁人，不使乡里失和，才是地方官要考虑的。”
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