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暗自揣摩圣意，觉得皇帝对太后干政已生不满，是时候“站队”了；有人冷眼旁观，认为陛下还是太年轻，沉不住气；也有人嗅到了更深层的危险气息。
在这个敏感时刻，任何轻举妄动都可能招致灭顶之灾。韩王府依旧平静，只是门外的“护卫”似乎更多了些。
越王府内，李贤把自己更深地埋进图纸和模型里，对西域工坊的规划越发详尽，苏琬偶尔提出些运输或材料方面的实际问题，夫妻二人颇有共同语言，似乎外界风雨与这方小天地无关。
然而，表面的平静并未持续多久。一场更大的风暴，随着永兴五年科举的临近，被皇太后武媚娘亲手点燃。
五月初一，大朝会。皇帝李弘端坐龙椅，脸色平静地听着各部院奏事。当轮到太后垂帘听政、代行批阅奏章之权时，内侍省首领太监用特有的尖细嗓音，朗声宣读了皇太后的一份正式奏章。
这是李贞退位时与内阁、皇帝共同议定的制度，涉及重大人事、军事、财政，需太后用印或副署。
这份奏章并非寻常问安或具体事务请示，而是一份关于改革科举取士制度的系统建议。奏章由内阁首辅、户部尚书柳如云代为呈递，但其中观点之犀利，措辞之大胆，令满朝文武为之侧目。
奏章开篇直指当前科举之弊：“近岁取士，多重诗赋华彩、经义记诵，而轻实务干才。及第者，或长于藻饰，或工于记问，然临民治事，多迂阔不达时务，空谈误国，实干乏人。此非国家设科取士之本意也。”
紧接着，太后提出三条具体革新建议：
其一，进士科考试，大幅提高“实务策论”分值比重。考题须紧扣当前国计民生之急务，如河工水利、钱粮转运、边防备警、刑狱讼案、劝课农桑等，要求士子结合经典，提出切实可行之策。
相应降低纯粹诗赋创作与经义默写的分值，使其回归“以文观才、以经明理”的辅助地位。
其二，殿试环节，应由皇帝、太后、内阁重臣及六部堂官共同参与，现场出题、面试。不仅考文章，更要考察士子之仪表、言辞、逻辑及应变之能，重点在于“观其器识，察其能否”。
其三，提高“明算”、“明法”、“明医”等专科之地位。对其中式者，授官品阶、升迁通道，当逐渐与进士科出身者看齐，以示朝廷“重实学、用专才”之导向。
甚至可考虑，对在地方治理、工程建设中有突出表现的吏员，经考核举荐，可获直接参加殿试之资格，打破“唯科举是途”的僵化局面。
奏章最后，武媚娘以太宗皇帝“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名言作结，但笔锋一转：“然‘英雄’之谓，岂独擅文墨、工词章者耶？通晓律法，可明刑弼教；精于算学，可理财富国；熟稔百工，可利民强兵。
今陛下嗣统，励精图治，正当广开才路，使野无遗贤，则天下英雄，无论文武农商，皆乐为陛下用矣！”
大殿之内，先是死一般的寂静，落针可闻。旋即，“轰”的一声，如同冷水滴入滚油，炸开了锅！
“荒谬！此议断不可行！”一声苍老却激昂的怒吼响起。出列的是礼部右侍郎，出身博陵崔氏的崔咏。他年近六旬，须发花白，此刻气得浑身发抖，声音都在发颤：
“科举取士，乃国家抡才大典，自有成法！诗赋以观其才情，经义以考其学问，此正途也！若依此议，重实务而轻经义，岂非引导士子弃圣贤之道而逐锱铢之利？
长此以往，礼崩乐坏，人心不古，国将不国！太后深居宫闱，岂可妄改国家根本大法？臣恳请陛下，驳斥此议，以正视听！”
崔咏是山东士族在朝中的代表人物之一，门生故旧遍布朝野，他一发声，立刻引来了众多附和。
“崔侍郎所言极是！经义乃修身治国之根本，诗赋乃陶冶性情之雅事。若只看重实务，与刀笔吏、商贾何异？此乃舍本逐末！”
“太后提及专科与进士科平等，甚至擢拔胥吏，更是骇人听闻！士农工商，各有其分。胥吏者，杂流也，安能与清流进士同列？此例一开，官制淆乱，贵贱不分，朝廷体统何在？”
“变更祖制，动摇国本！臣等万万不敢奉诏！”
反对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大多出自世家背景或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员。他们脸色涨红，言辞激烈，仿佛武媚娘的建议不是在改革科举，而是要掘了他们家的祖坟，断了他们的青云之路。
然而，也有不同的声音响起。
“臣以为，太后之议，颇有见地。”一个沉稳的声音压过了嘈杂。众人看去，是刑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狄仁杰。
他出列，神情平静，语气却坚定：“臣掌刑部多年，深知地方刑名之弊。许多进士出身之官员，初到任所，面对繁杂案牍、律例条文，往往束手无策，反要依赖熟悉刑名的胥吏、幕僚。
此非因其不学，实因所学非所用。若科举能引导士子关注实务，于国于民，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