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没什么好清点的。大部分档案已经销毁，剩下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日常开销账本，杂役名册，药材采购记录，还有一些过时的技术笔记——不是核心的，是边缘的，早该扔的。
但赵公公交代了，要一本一本清点，登记造册。三人不敢怠慢，每天泡在库房里，灰尘扑面，霉味刺鼻。
郑记录员有天小声抱怨：“这都烧得差不多了，还点什么呢？”
王记录员摇头：“赵公公让点，就点吧。少说话，多做事。”
张砚没说话。他知道，赵公公不是真要这些档案，是要看他们的态度，看他们是否听话，是否……知道得太多。
清点到第五天，在库房最角落的一个废木箱里，张砚发现了一些东西。
不是档案，是些零散的物件：一支磨秃的毛笔，一方裂了的砚台，几个空药瓶，还有……一个草编的蚂蚱。
草蚂蚱。
张砚拿起它。草已经枯黄，编得粗糙，几条腿长短不齐。他记得这个蚂蚱——康熙二十二年，那个为虚构的妻儿流泪的“七号副本”，在临死前编的，送给了他。他后来烧了，但没想到，这里还有一个。
也许，“七号”编的不止一个。也许，这是别的副本编的。也许……是“玄黄一号”编的？
张砚不知道。他握着草蚂蚱，枯草扎手，但很轻，轻得像没有重量。
“张先生，发现什么了？”郑记录员凑过来。
“没什么。”张砚把草蚂蚱放进袖子里，“一些废品。”
“要登记吗？”
“不用。不是档案。”
那天晚上，张砚把草蚂蚱也藏进了床板下。现在，那里有四样东西了：朱慈焕的布包，吴良的木匣，“玄黄一号”的信灰，还有这个草蚂蚱。
像个小小的坟墓，埋着四个“人”的碎片。
十月廿，清点工作完成。张砚把清单交给赵公公。赵公公扫了一眼，点点头。
“嗯，可以了。明天起，你们不用来司里了。在家等消息吧。”
“那……司里的事……”郑记录员问。
“我自会处理。”赵公公说，“你们回去，该收拾的收拾，该告别的告别。等内务府的调令下来，会通知你们。”
三人退出来。站在院子里，都有些茫然。
这就……结束了？二十八年的地方，说走就走？
王记录员叹了口气：“也好。这地方，待久了心里发毛。”
郑记录员点头：“是啊。走了也好。”
张砚没说话。他抬头看了看天。天很蓝，很高，几朵白云慢慢飘过。院子里那棵槐树没了，阳光直射下来，晃得人眼晕。
他忽然想起“玄黄一号”在适应房里，看着窗外阳光的样子。那时它刚“醒”，对一切都好奇。
现在，它可能还在某个地方躲着，拖着一条伤腿，看着同样的天。
或者，已经死了。死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像真身一样，悄无声息。
张砚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他回到住处，开始收拾东西。
其实没什么好收拾的。几件衣服，几本书，一些零碎物件。大部分东西，都是摹形司的，带不走，也不想带。
他打开床板，取出那四样东西。布包，木匣，信灰（包在一张纸里），草蚂蚱。
摊在桌上，看着。
朱慈焕的画和诗，吴良的忏悔笔记，“玄黄一号”的绝笔，还有不知哪个副本编的草蚂蚱。
这些，就是他二十八年摹形司生涯的全部“收获”。
一堆纸，一堆灰，一个草编的玩意儿。
他该拿它们怎么办？
烧了？像烧那些档案一样，一把火烧了，干干净净。
埋了？找个地方埋了，像埋尸体一样，不留痕迹。
还是……留着？
张砚犹豫了很久。最后，他做了个决定。
他找来个小铁盒，把布包里的画和诗拿出来——只留这两样。吴良的木匣，他打开，抽出最里面的几页纸——是那些忏悔的话。其他的，技术性的东西，他放回木匣。
“玄黄一号”的信灰，他重新包好。草蚂蚱也放进去。
然后，他把铁盒封好，用蜡封口。
那天晚上，夜深人静时，他悄悄去了后院。
院子里空荡荡的，那堆槐树柴还在墙角堆着。赵公公说冬天烧火，但还没到烧的时候。
张砚走到原来槐树的位置——现在是个土坑，树根还没挖干净。他蹲下，用手刨开土，挖了个一尺深的坑。
把铁盒放进去，填土，踩实。
又搬来几块石头，压在上面。
做完这些，他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土。
月光很好，照得地上明晃晃的。风小了，但还是很冷。
他站在那儿，看着那个小小的“坟墓”。里面埋的，是四个“人”的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