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他笑了。笑得很轻，很苦。
这算什么？祭奠？忏悔？还是……给自己留个念想？
他不知道。
他只希望，这些被埋下去的东西，能真的入土为安。不要再被挖出来，不要再被利用，不要再成为谁的“材料”。
就像朱慈焕，就像“玄黄一号”，就像那些数不清的副本。
死了，就死了。埋了，就埋了。
忘了，最好。
他转身离开。回到屋里，躺下。
这一夜，他睡得很沉。没有梦，没有声音，只有深沉的、无边的黑暗。
像是死了，又像是第一次真正地活着。
十月廿一，张砚没去摹形司。他待在自己屋里，看书，写字，发呆。
中午，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郑记录员。
“张先生，”他脸色有些慌张，“司里出事了。”
“什么事？”
“赵公公……赵公公在烧东西。”
“烧什么？”
“不知道。但烟很大，从库房那边冒出来。我和王兄去看了，赵公公不让我们进，说‘清理垃圾’。”
张砚心里一沉。清理垃圾？恐怕不是垃圾，是剩下的那些档案，那些赵公公觉得“不能留”的东西。
“烧就烧吧。”他说，“跟咱们没关系了。”
“可……”郑记录员犹豫，“张先生，我有点怕。赵公公那样子……像要把整个司都烧了似的。”
张砚想起赵公公那双小眼睛，那种打量货物的眼神。是啊，他可能真想把整个摹形司烧了，烧得干干净净，什么也不留。
包括人。
“你们别去看了。”张砚说，“在家待着，等调令。”
“那您呢？”
“我也在家。”
郑记录员走了。张砚关上门，在屋里踱步。
他想起库房里那些剩下的档案——虽然不核心，但毕竟是二十多年的积累。烧了，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摹形司，这个存在了三十多年的秘密机构，就要这样从历史上消失了。像从没存在过。
那些被制造、被使用、被销毁的“人”，那些被篡改、被伪造、被统一的口供，那些血，那些泪，那些无声的尖叫。
都要被一把火烧了。
化成灰，吹散在风里。
没人记得，没人知道。
张砚走到窗前，看着摹形司的方向。远处，果然有一缕黑烟升起，在蓝天里格外刺眼。
烟很浓，很直，像根黑色的柱子，捅向天空。
他看了很久，直到烟渐渐淡了，散了。
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十月廿二，郑记录员又来了，这次更慌。
“张先生，王兄……王兄不见了。”
“不见了？”
“嗯。昨天说去司里看看，就没回来。我去他家找，他家人说没见。去司里问，赵公公说不知道，说他可能自己走了。”
自己走了？王记录员家在京郊，有老有小，能走去哪儿？
张砚心里发寒。他知道，王记录员可能被“清理”了。因为他知道得太多？还是因为赵公公需要杀鸡儆猴？
“你别再去司里了。”他对郑记录员说，“在家待着，哪儿也别去。”
“那王兄……”
“先管好你自己。”
郑记录员脸色苍白，点点头，走了。
张砚关上门，背靠着门板，喘了口气。
开始了。赵公公的“清理”，开始了。
下一个会是谁？郑记录员？还是他自己？
他想起床板下，吴良那个木匣里，还有几页技术性的东西。虽然不核心，但如果被赵公公发现，他私藏档案，会是什么下场？
还有他埋在后院的东西。如果被挖出来……
张砚感到一阵恐惧。不是怕死，是怕死得不明不白，像王记录员那样，“不见了”，连个说法都没有。
那天晚上，他做了个决定。
他悄悄去了后院，挖出那个铁盒。打开，把里面吴良的技术笔记拿出来，撕成碎片，扔进灶膛，烧了。
只留下朱慈焕的画和诗，“玄黄一号”的信灰，草蚂蚱。
然后重新埋好。
回到屋里，他把吴良的木匣——现在空了——也烧了。灰烬倒进茅厕，冲走。
现在，他手里只有朱慈焕的布包，和那个埋在后院的铁盒。
这两样东西，他不能烧，也不能扔。是他最后的……良心？
他不知道。
十月廿五，内务府的调令下来了。
张砚被调到内务府下属的“典籍库”，做个整理旧档的闲差。俸禄减半，但清闲，安全。
郑记录员调去了“营造司”，也是闲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