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砚也不在意。正常？什么是正常？在摹形司待了二十八年的人，怎么可能“正常”？
他现在每天最大的乐趣，是傍晚坐在院子里，看着枣树，看着天，看着云。什么也不想，就看着。
有时会想起那些埋在地下的东西。铁盒里的画、诗、信灰、纸条、草蚂蚱。那些“人”的碎片，在黑暗里，慢慢腐烂，化成土。
也好。尘归尘，土归土。
五月，宫里又传出消息：皇上要西巡，去五台山进香。典籍库又要忙了，这次是整理佛教典籍、寺庙志、高僧传记。
张砚被派去整理一批前明宫廷的佛经抄本。大多是太监、宫女抄的，字迹工整，但没什么个性。偶尔有几本，抄经的人在末尾写了点“发愿文”，祈求平安，祈求超度，祈求来世。
这些“发愿文”，写得真诚，能看出抄经人当时的处境和心境。有个太监写道：“弟子净心，自幼入宫，今已五十有三。愿以此经功德，回向父母，早生净土。”
另一个宫女写：“信女妙音，入宫二十载，未见天颜。唯愿来世，得生寻常百姓家，相夫教子，了此一生。”
张砚看着这些字，心里发酸。这些卑微的人，在深宫里，用抄经这种方式，寄托那点可怜的念想。他们不知道，外面已经改朝换代，他们效忠的皇帝已经吊死在煤山，他们祈求的“来世”，也许永远不会来。
但至少，他们留下了这些字。证明他们活过，痛苦过，盼望过。
而他呢？他留下了什么？
一堆整理好的档案？几本故纸堆里的摘要？还是……那个埋在地下的铁盒，里面装着几个“不该存在”的人的遗物？
他摇摇头，继续工作。
康熙五十三年，张砚六十岁了。
按规矩，吏员六十可以请退。陈主管问他，要不要递个折子，申请致仕，回家养老。
张砚想了想，摇头：“再干几年吧。回家……也没事做。”
他是真不知道回家能做什么。老家绍兴，早就没人了。在北京，除了这处小院，他什么也没有。在典籍库，至少还有事做，有人说话（虽然不多），有份俸禄拿。
而且……他隐隐觉得，离开典籍库，离开这些故纸堆，他会更空虚。这些发黄的纸，这些模糊的字，是他和“过去”唯一的联系。虽然那“过去”充满了血和罪，但毕竟是他活过的证明。
陈主管见他坚持，也不勉强：“那行，你就在这儿干着。能干多久干多久。”
张砚继续每天上值。腿脚更不利索了，从住处到典籍库，原来走一刻钟，现在要走两刻钟。但他不急，慢慢走，看看街景，看看行人。
街上的铺子换了不少招牌，有些老人不见了，多了些新面孔。时间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流走，带走了些东西，又带来了些东西。
腊月，张砚在整理一批前明工部的匠籍册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胡三。
心里一动。他仔细看，册上写着：“胡三，直隶保定人，匠籍，擅泥瓦。万历四十五年入京，参与慈宁宫修缮。天启二年，因病出宫。”
胡三。张寅想起洪洞县那个胡半仙，那个用摹形司流出去的技术“招魂续命”的游方道士。他也叫胡三，也是保定人。
是同一个人吗？可能。一个出宫的老匠人，没了生计，流落江湖，学了点皮毛方术，就开始“招摇撞骗”。最后因为用了不该用的药，害死了人，自己也送了命。
张砚看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然后，他拿起笔，在旁边轻轻画了个圈。
没有为什么。就是想做个标记，证明这个人存在过，证明他那些荒诞又悲惨的经历，不是凭空而来的。
康熙五十四年，张砚的身体越来越差。咳嗽成了老毛病，一到冬天就犯，夜里常咳得睡不着。眼睛也更花了，看小字要凑到灯下，很吃力。
但他还是每天去典籍库。陈主管劝他多休息，他不听。
“闲着也是闲着。”他说，“在这儿，还能做点事。”
陈主管叹气，由他去了。
这年秋天，张砚在整理一批前明锦衣卫的档案时，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
是几份关于“妖术”“邪教”的案卷。时间从天启年到崇祯年都有。内容大同小异：某地出现“妖人”，自称能“通神”“治病”“延寿”，吸引信众，敛财惑众，最后被官府抓获，或斩或流。
这些“妖人”用的手法，有些和摹形司的技术有相似之处：用药，用催眠，用心理暗示。但粗糙得多，也危险得多。
张砚一份份看，心里越来越沉。原来，摹形司那些“逆天”的技术，在民间一直有零星的、变异的流传。像野草，烧不尽，吹又生。
只要有人对生死有执念，对“复制”所爱有渴望，对“掌控”他人有欲望，这种技术就会永远存在。摹形司只是把它系统化、精致化了，但根源，在人性